汪强

　　一个14岁的男孩被冻死了！

　　他叫张纪鑫，是山东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五井中学学生。12月17日晚，值班老师以其违反纪律为由，罚他站到宿舍外。随后，这名值班老师喝酒去了，忘记小鑫还在宿舍外罚站。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夜里，小鑫在宿舍门外冻死。(《北京青年报》12月23日)

　　相信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会为这名老师的残忍与不负责任而愤慨。但在愤慨之余，我又想，小鑫为什么不逃生呢？他为什么不回到教室、宿舍，或者干脆回家？一种可能是他不知道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夜中站立，有可能被冻伤或冻死；一种可能是他明明知道有被冻伤或冻死的可能，但不敢违背老师的话，缺少宁愿挨处分也不愿被冻死的勇气。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说明生命意识的缺失——当然，这并不是孩子的错。

　　由此我想到了不久前发生在湖南省湘乡市育才中学的踩踏事件：12月7日21时许，晚自习下课之际，学生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一学生跌倒，骤然引发拥挤，造成8死26伤。据说，在刚有学生倒下之际，有一名叫龚剑的学生曾大喊：“有人滑倒，都不要挤。”可后边的学生照样向前挤。为什么在龚剑大喊之后，其他学生还要往前挤？给出的解释是，后边的学生以为有人在开玩笑。

　　当时，对后边的学生来说，一种可能是停下脚步，而停下脚步有可能上当，因为前边并没有人倒下；一种可能是继续向前走，而继续向前走则有可能踩死人。假如这些学生有较强的生命意识，那为了避免惨剧的可能发生，应该是宁愿上当也要停下脚步。

　　这两个悲剧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教训，其中一个共同的教训则是，学校、社会与家庭对学生缺乏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保护生命的教育。这让我想起普京：12月3日,俄罗斯总理普京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播节目与本国普通老百姓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直接对话。在回答9岁的俄罗斯小姑娘达莎“关于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的提问时，他说：“我想，我们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设想一下，假如有一位学生如此发问，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教师会如何回答？清楚我们“特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回答可能是这样的：“能为祖国作出贡献是最大的幸福”，“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最大的幸福。”

　　而一些家长则可能告诉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是最大的幸福，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能买得起房子、车子是最大的幸福，能娶到好老婆嫁个好老公是最大的幸福，而很少有人会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不能说前面那些回答没有合理成分，但我认为，普京的回答是最务实最理性的，因为“活着”是实现其他一切的前提。否则，就什么都不可能有了。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这应成为学生的常识，而普及这一常识的责任在学校，在社会，在每一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