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生

　　岁末年初，正是辞旧迎新的时节，张艺谋们正在争相推出贺岁的大片，票房价值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我很希望自己也学学电视上的样子，在热情洋溢地赞美过去的同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为刚到来的新年开一个好局。然而我做不到。一件不久前发生的事情郁积在心里，挥之不去，似乎时间的流水对它毫无效力。清早醒来，窗外的天幕还是一团漆黑，经过了一夜休息的大脑格外清新，相关的图像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

　　2009年11月25日，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研究生杨元元用毛巾在宿舍里自缢身亡。为了允许学校让母亲和自己挤在学生宿舍那张狭窄的小床上，她和母亲曾经苦苦哀求院领导，得到的回答却是“没钱，没钱读什么书”。后来，两个宿舍管理员勒令她半小时内搬出母亲的全部东西，几天后她们收拾衣物准备搬走时，宿舍管理员再度前来驱赶并用刻薄的语言攻击杨本已脆弱的自尊心，扬言要让她拿不到学位。悲剧因此而发生了。

　　我曾与一位朋友讨论过人会不会穷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会。我小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村里每个人家都是家徒四壁，春天闹粮荒的时候，许多同学辍学去讨饭，没加入讨饭大军的孩子们也是靠野菜度日，但上下村里没有听说谁是穷死了。我并不是要赞美那个时代，那个人的物质和精神被双重剥夺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永远的梦魇，打死我也不回去。但那段生活经历使我相信人的生命力有时候会像沙漠上的仙人掌一般的顽强，物质上的贫困本身其实并不足以致人于死命，贫穷本身应该不是这位同学自杀的主要原因。

　　那么她何以如此决绝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呢？她是死于尊严遭受践踏后的绝望。一个幼年丧父而又没有一分钱固定收入的特困生，却要每年向学校缴纳1400元的住宿费，她认了，那时求学的代价；一个尚未自立的青年却要担负起养育母亲的职责，她认了，那是尽孝；但那名冷酷的宿舍管理员前来驱赶时的嘲讽和威胁，却最终突破了她所能忍受的极限。

　　这位名牌大学经济系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多年找不到一份差强人意的工作，她于是加入了考研一族，选择了一个热门专业，怀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然而，在作出一生最后一个决定前夕，她真的还拥有这样的信心吗？前不久，我在南下的列车上曾经听到两位民工兄弟喟然长叹：农民的孩子上了大学，还是当农民！对于一个曾经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而闻名于世的国度，这一慨叹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失望？

　　古老的犹太教律法有一条规定，就是在秋天收割的时候要将田地四角的庄稼留下，留给那些孤儿寡母，这大概是人类最早的慈善制度了。犹太慈善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还产生了后来的“策达卡室”，那是一间暗室，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富人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财物放进去，穷人趁人不注意时将东西拿走。施舍者和被施舍者互不见面。这间看上去是漆黑一团的暗室是多么明亮，它照亮了人心，它知道穷人也有尊严！

　　杨元元自杀后不久，一则新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级财政要在年底突击花掉两万亿，许多吃财政饭的单位忙着花钱，据说有单位完不成指标还要通报批评。有部门很快出来澄清，说这是正常的财务现象。已死的杨元元如果地下有知，将不会赞同这种说法。

　　目前，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一般占GDP的百分之30%~50%，，而中国2008年的这一比例仅为7.5%，远低于同年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和美国的30.2%。再以教育投入而言，中国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3.48%，甚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一些数字，对于有些人来说仅仅是数字，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却意味着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