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组织实施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今年共100名左右高校领导将到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培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同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5月18日《新京报》)

　　且不说此次活动已受到公众对于公款游玩、浪费公帑的质疑和诟病,如此兴师动众赴海外培训,真的有效吗?真的有必要吗?

　　亚洲一流大学就在我们身边,可我们就是不屑搭理。近日,亚洲大学实力排行榜刚刚出炉,虽然我们的北大清华未进前十,可亚洲最好的大学却并非在日本,排名前四位的大学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可以先放在一边,先跟着亚洲一流大学学点经验长点本事,先建成亚洲一流大学,肯定也十分必要。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质疑,向国外大学学习管理经验为何还要“舍近求远”跑去大洋彼岸呢,学一学香港和新加坡的办学特色岂不是更具有“黄皮肤”的可借鉴性?

　　其实,问题远远不在这些表面上的“向谁学习”的层面上。另外的角度而言,大学能建成什么样、建不成什么样,根本就不是人为给定义出来的,倘若我国大学都有建一流大学的环境、条件和土壤,即便不用学,便可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建成亚洲一流、世界一流或是宇宙一流大学也是顺理其章的事。如果一流大学是权力想建就能建成得了,那么我国一干高职学校还不都得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啊?　

　　　学者丁学良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提到,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三个条件:物质实力、制度和精神气质。“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先生将高校或学术的最高境界定义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于以上几者,我国大学都是比较缺少的。而问题的根源也是妇孺皆知——大学行政化、学术官僚化。毋庸置疑,我国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不可能,前提是首先要剔除行政化的官本位模式。

　　陈丹青先生从清华大学辞职时说,“我来到清华之后,整天开会填表,而真正的艺术不是填表填出来的。”而现在,组团出国考察学习本就是填表体制的一次大发作,这是一个“骑驴找驴”“让刀刃削刀把”的问题,用大学行政化这个短处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后也只能被后人当作笑话讲。

　　其实,“10年建一流大学”要比出国学习还要可怕。因为,出国学习只是浪费了几个公帑,而“10年建一流大学”却是典型的不懂教育建设与社会规律。建设一流大学不是计划经济,不是搞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达到的。(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