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各个学校仅仅用家长签字的一张订书单,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进行着“统一征订”。除了各教辅出版社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新华书店、学校也在理所应当地分食着其中高额利益,在清晰可见的教辅书暴利产业链条下,本应干净的义务教育产业,正面临着被蚕食和破坏的巨大危机。(6月1日《经济参考报》)

　　对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而言,教辅材料无疑是一块“唐僧肉”,因此,他们总会“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规则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权力分红”中充当“带头大哥”。正因为这样,国家的三令五申就逃脱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遭遇“中梗阻”“硬抵制”和“软强制”,中途夭折。

　　垄断产生暴利。产值达500多亿元的教材和教辅市场,对谁都是一个诱惑。为了分一杯羹,相关部门和人员容易铤而走险,置国家严令于不顾,违规操作。所以,尽管教育部等部委明确规定:严禁将教辅材料纳入《教学用书目录》、印发教辅材料《推荐目录》、搭售教辅材料以及强迫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但安徽省教育厅依然我行我素,定期向全省公布《安徽中小学学生作业目录》,自行其是。“严格禁止”遇到了“推荐使用”的“中梗阻”,“一刀切”的执行就被套上了“自愿购买”的遮羞布: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以行政规范的形式,推荐辅导用书目录,把“硬规定”变成“软介绍”,其实就是一种默许和垄断,是一种“软强制”；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采取“课内损失课外补”,对课堂内的内容打上折扣,以转接到推荐的教辅上,变相逼迫家长和学生购书,则无疑是另一种“软强制”；同时,再加上“自愿订书单”这样的程式性完善,“被自愿”下的教辅征订,更具有了形式性的欺骗和表面上的迷惑。

　　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强制”,这是一种无耻权力。与“蛮横无理”相比,“被自愿”更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和手段上的隐蔽性,是一种隐性的“软暴力”,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很容易逃避责任追究和制度处罚。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甚至还可以用一副无辜样示人——家长学生自愿,与我们何干?我们可以管住自己,难不成还能管住家长吗?

　　从某种程度上讲,“软强制”比“硬抵抗”更加可怕,这就好比慢性毒药和急性毒药,前者隐藏无形,后者立马见效。尽管都是对政策的抵制,但“软强制”更难被发现和举报,从而逃过打击。“软强制”是利益集团在权力自肥的同时,采取的一种迂回战术和规避策略,其违规操作的实质没有改变。没认清这点,就难以斩断教辅书暴利产业链,甚至陷入打而不死的局面。(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