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

　　今年5月，北京市废除了《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非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有学籍就意味着外地人的孩子可以参加派位、推优，跟京籍学生竞争优质教育资源。不少北京家长对这项改革的抱怨、对外地孩子的憎恶溢于言表。(新华网6月10日)

　　北京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外地生学籍、上海“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举措被舆论认为是“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事实上这些举措也只是有限的进步，义务教育完成之后，这些外地学生的中考怎么办，高考怎么办？他们面前依旧横着许多迈不过的门槛。然而，即便是这“有限的进步”，也遭遇了“非暴力不合作”：有形的条件限制放开了，无形的歧视依旧。北京的很多学生家长认为外地学生的大量涌入有可能降低北京学校的教育质量。

　　关于北京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外地生学籍引起北京家长抱怨的现象，新闻没有进一步呈现北京家长抱怨和歧视的程度。但《南方都市报》6月9日的一则深度报道却详细描述了上海“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弟学校后，这些外地学子遭遇了怎样的歧视。在上海H中这所公立学校里，“东部贵族，西部平民”分化明显。“贵族”指的是当地学生，“平民”自然是外地学生。学校为了区分这两部分学生，从校服颜色、作息时间、学校活动场地设施使用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而且，“东部”本地学生如果和“西部”外地学生互相交往要受到处分；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是怎样的一种歧视！同在一个屋檐下求学的学生，却被人为地相互隔离。那些“西部”孩子小小心灵又受着怎样的创伤？小小年纪，他们便体味着世态炎凉、体味着阶层分化、体味着本不属于他们的苍凉。

　　按说有形的“制度篱笆”已经拆除，所有学生应该能够很快融合到一起才对。有形的墙推倒了无形的更可怕的墙又立起来了，这只能说明在众多国人心目中，特别是一线发达城市本地居民的意识中，他们精英化的优越感越来越强烈，早已不屑于底层群众为伍，而且他们还有意识地教育自己的孩子远离底层人民的孩子。放在更大的视野空间里来看国人的“傲慢与偏见”，正如有评论指出，“当下中国，歧视与偏见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有钱的外地人歧视那些引车贩浆人的后代，害怕他们把自己孩子带坏。”

　　财富分配不公造成了当下的阶层分化，而无处不在的“歧视”又固化了此种分化。当“歧视”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即便拆除了“制度藩篱”它依旧会如毒瘤一样残留在人们的内心，何况我们拆除“制度藩篱”的速度和效果并不理想。而对于那些从小就受到种种歧视的孩子来讲，等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早已不是“阶层的分化”，而是更严重的“阶级对立”呢？在他们成长的路上，无处不在的歧视一定会在他们心中留下“阶级”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