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最近，我不断批评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因为这一制度加剧了已有的教育不公平。获得推荐权的那些学校，绝大多数设在省会和沿海大中城市，占据了极大的教育资源，学生也多来自从小上得起各种补习班、缴得起择校费的中高产家庭。普通百姓和穷人的孩子从此更和北大无缘。最近我出版了《北大批判》一书，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三十年前我上学时的北大的回忆。从中读者恐怕不难看出：当时的北大，为来自各种阶层的学生所聚居，比现在公正得多。这也是北大优异的一大源泉。

　　要维持北大的优异，就必须在学生群体中保证社会经济阶层的多元化。毕竟，北大是培养未来领袖的地方。这里的所谓领袖，不仅仅指的是政治领袖，而且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领袖。作为领袖，要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相当的理解力和感召力，能够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如果北大全被那些从小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环境中长大的重点中学毕业生所占据，校园就会逐渐“宫廷化”，培养“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式的人物。如果日后我们的社会由这样的人来领导，那实在不得不让人心忧。

　　几年前，北大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中一马当先，口口声声要学习美国的研究性大学。那我们就不妨看看美国的一流大学在招生时是怎么做的。

　　常青藤目前的普遍规矩，是给贫困生和弱势阶层子弟提供各种优惠。这不仅体现在奖学金上，也体现在弱势者在同等分数的情况下，大多能把富裕阶层的子弟挤掉。而且，美国的好大学都投入大量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些贫困、弱势阶层的学生。

　　比如，每年哈佛根据自己的信息系统，给目标之中的贫困高中生发出75000封信，鼓励他们申请，告诉他们哈佛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哈佛和另外三所学校(杜克、乔治城、宾州大学)的代理人，每年访问130个美国城市，搜罗这些“非传统的学生”。哈佛自己的录取官员，也亲自到许多城市寻访。另外，有上万名哈佛校友当志愿者，就地对申请的学生面试，给那些没有条件旅行到哈佛校园的学生大开方便之门。哈佛录取部院长William Fizsimmons，被称为是美国大学录取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自己就是6岁当报童的劳动阶层子弟，60年代读哈佛时是十几个拿奖学金的穷孩子之一，读书时每周依然要花十几个小时打扫办公室和宿舍，后来拿了教育学博士，一路升到哈佛的录取院长。他跑遍全国，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鼓励那些从来不敢想哈佛的普通百姓的子弟报考。他还亲自说服了许多富裕的校友捐款资助贫困生，哪怕这样做会使他们自己的孩子进哈佛更困难。

　　北大为什么不能建立类似的贫困生搜寻体系呢？作为北大毕业生，我向母校建议：主动到办学条件最差、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行政经费一年还不足二百元的偏远农村去选材。选拔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招来后给予优厚的奖学金、到北大附中寄宿读两年高中，学业合格后不必经过高考而直接升入北大。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孩子过去缺乏教育条件，虽然有巨大潜力，但毕竟耽误了太多功课，很难和那些重点学校的城市子弟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两年高中，则给了他们重要的过渡期，保证他们能够适应北大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学术环境。

　　这一政策，并不仅仅是扶助弱势、有利于社会和谐，更能大大提高北大的教育质量。

　　首先，这些农村来的贫困生，把那些在城里娇生惯养的“重点孩子”难以想象的人生故事和社会经验带进了校园，给所有学生都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窗户。另外，这些穷孩子历经生活磨难，在价值观念和意志力等方面都和城里的孩子有所不同，看世界也自有其独特的角度。他们十五六岁进了北大附中，知道自己可以不通过高考进入北大，两年的高中学业能够不以应试教育为中心，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所形成的素质和由传统高考选拔出来的学生不一样。这样，北大学生的学业训练也更加多元了。

　　当然，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费用如何解决。对此，教育部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所有拿到教育部重点拨款的大学，必须拿出固定的经费，在自己的附中培养一定数额的贫困地区的子弟。看看美国的经验就明白，仅仅在大学给贫困生提供奖学金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美国从幼儿园起就给贫困家庭提供奖学金。甚至那些最富的私立贵族学校，也为招纳贫困生而慷慨解囊。没有这种中小学的奖学金制度，大部分贫困生根本到不了大学的门槛。中国现在不仅是在大学对贫困生资助不足，在中小学对贫困生就更缺乏帮助。北大作为国家投资最多的大学之一，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薛涌 美国Sulfic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