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来信

　　若尘

　　《扬子晚报》1月26日有一篇《“蚁族”们的“蜗居”究竟该多大》的报道，称南京某高校研究生宁愿和同学花1400元租了个两居室，也不愿意选择单位里只要200元一个月的廉租房。为此，单位前辈们都说她太娇气。类似的情况也有不少，很多大学毕业生都选择放弃单位的“廉租”宿舍。

　　无独有偶，浏览本校网站的BBS，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抱怨—在外实习的学生抱怨单位的住宿条件差，还不如学校的宿舍，食堂也不对胃口等，也有部分学生不满单位安排的差事和待遇，大老远从外地“逃”回来要求学校调换实习单位。

　　我注意到，对于这些学生的抱怨，很多老师也是不假思索地回应：这些学生不能吃苦，娇生惯养，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同时，老师们也会遥想当年，将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描述成壮丽的史诗，似乎很有一种自豪感。在我看来，忆苦思甜式的说教并不能在学生的心里产生多少共鸣，因为人的成长总是和时代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和上一代人不同，下一代面临新的问题，况且抱怨是人的天性，说不到心坎儿里的话，只不过是过“耳”烟云，甚至让人反感。年轻人只要“放肆地”顶一句：“你还想回到过去吗？要不现在咱换一下，你来试试？”恐怕老夫子也只能怒曰“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也”了。

　　贾樟柯在他的电影手记《贾想》里说，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这也是获得话语权利的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认为自己的经历才算苦难。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这种价值判断已然成为前一代人批评、指责下一代人的标准。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致青年朋友》一书中说，“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比如手头这篇《老实说了吧》，就是刘半农(五四那一代)批评上世纪30年代青年的，说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等。”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1980年到1989年的10年中,中国约有2.04亿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其中多数生长在农村。的确，不排除许多80后、90后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虽然我们反对用80后、90后这样以点概面的词语来冠之以整个年轻一代(这样容易掩盖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但是，80后、90后这个词又让我们那么地爱不释手，也许是因为上一代人对80、90后们承载了太多的期望。

　　一个人无权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与其高调地指责他们不能吃苦，不如俯下身倾听每一个个体的体验与经历，多问一个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没必要诗化自己的苦难经历，因为别人(下一代)也正在经历着属于他们独特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