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伟

　　教育与生活到底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假如没有光纤会怎样？”“谈谈太空旅游。”“你怎么看待开心农场的‘偷菜’行为？”这些问题，都是不久前中山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中面试的题目，大多与教科书无关，旨在考学生对时代、对生活、对社会的敏感度、关注度。如果说前两题还比较专门的话，那么最后那道关于“开心农场”的问题，对于中国几亿网民而言，不管他(她)的身份、职业、性别甚至年龄如何，大概都能说上几句。但是，面对“开心农场”这道考题，有考生却开心不起来，甚至还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被考哭了！

　　“开心农场”的考题为何能考哭考生？原因很简单，它问出了教育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教育与生活到底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它折射出了中国教育的一个困境：在现实中，我们的教育离生活越来越远。它提醒我们必须破解一个难题：如何协调、平衡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美国学者杜威如是总结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他的研究其实告诉我们，没有必要因担心后代的脆弱而为之塑造无尘、封闭的学校教育环境，更没有必要仅仅运用人类一切最为美好甚至空想的教育元素来“熏陶”他们。现实生活的真实会从他们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以巨大的冲击力摧毁理想化的教育所构建的乌托邦。教育不是仅仅在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当然也就不应让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忍受诸种并不人道的折磨，并为这些折磨添加上“为了未来的幸福”的说词，越来越漫长的教育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幸福、不成功的学校生活，岂能为幸福的社会生活、成功的职业生涯奠基？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是杜威的弟子陶行知先生富有中国特色的概括。陶行知先生在其“生活教育”理论中倡导:“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陶行知先生甚至认为，生活教育是改造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唯一出路；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生活教育反对把学校与社会隔离，强调“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里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唯此，才能真正达乎“知行合一”，才能避免坐而论道、眼高手低、清谈误国。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考试盛况，不断强化教育远离生活甚至鄙视生活的不良倾向，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这种倾向和这类理念，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早已得到社会分层体制的支持，并借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传奇赢得了历代期望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读书人的崇拜。在这种环境中，教育不需要对生活负责，而只需通过与社会等级体制实现同构即可赢得自己的合法性依据。

　　打破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格局并不是不可能。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使越来越多的高校获得了自主招生的权力，这就为教育与生活的重新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尽管破旧立新之初，必然会有很多悲欢离合，会导致诸多不适应，会使许多原本适应那些远离生活的精致化考试的学生无所适从……

　　总之，人类永远需要教育；为了发展教育，我们发明了学校和考试，但学校和考试并非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学校和考试不是教育的目的，而只是手段，甚至还不是必需的手段；生活，唯有生活，才是教育须臾不可分离的终极桥梁。教育，必须基于生活，通过生活，并且为了生活。有鉴于此，我们才会不无忧虑地说，不懂网络“偷菜”事小，教育与生活分割、学校与社会隔离，才是“书呆子”层出不穷的关键，才是考生“不懂偷菜只好泪奔”的根源；回到生活本身，才是教育改革与发展不竭的活力源泉。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