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吴堡县是陕北的一个穷县。伴随王进东、宋爱伟等14名吴堡县青年长大的，是窑洞、黄河和吃不完的土豆。

　　当然还有一样东西，不仅伴随他们，也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无论是去邻近的绥德县城上高中，还是去省会西安读大学，这些青年从未孤身上路，紧跟着的是一个随岁月变迁逐渐加厚的牛皮纸袋，纸袋里的文件记录着在校表现、学习成绩、奖惩记录、学籍卡……那是他们的档案。

　　  从榆林学院大专毕业后，在家待业一年的王进东于2007年6月终于得到机会，能去榆林市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工作。他父亲兴高采烈地拿着吴堡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档案保管卡前去申请调档，却得到“档案丢了”的回复。

　　接下来，跟王进东的工作一起跑了的，还有在榆林等着和他团聚的女友。

　　在此后的3个多月间，因工作需要调档或闻讯赶来查档的另外13个人，均被告知档案已丢失。

　　这一事件，绵延两年，荒诞的余音至今绕梁。其背后，是混乱的基层档案管理、缺位的档案相关法规，和官民间深深的罅隙。

　　来之不易的大学生身份，有可能与档案一同丢了

　　王进东揣着“那个”令他兴奋的牛皮纸袋踏上归途。那是2006年7月，毕业的日子。

　　按照吴堡县当地规定，没有在毕业前成功就业的毕业生，如果由学校派遣回吴堡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报到，并将其个人档案交由吴堡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代管，则可优先参加吴堡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招考。

　　一路上，王进东捉摸着，不知道这么个厚袋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袋子的背后，有学校档案室贴上的封条和加盖的红章。4个多小时的颠簸，刚毕业的年轻人强忍着“特别想打开看看”的好奇心回到家中，将档案交给父亲。

　　第二天，王父将档案送到了县人才交流中心，付上120元保管费，换来一张发票和一张人才档案保管卡。

　　两张纸沉睡了近一年，谁也没把这件事惦记在心上。即便在得知档案丢失的当口，24岁的王进东还轻松地劝父亲：“丢了就丢了呗，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补一份不就得了。”

　　就在两个月后，王进东的同班同学王勇应聘吴堡县农村信用联社的文秘办公职位，被要求提供人事档案以审核其报名资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勇发现，在县人才中心保管了一年的档案不翼而飞，考试机会随之付诸东流。

　　王进东仍然没有感受到危机。

　　一开学，他就回到学校，用100元得到了学籍卡、成绩单等的复印件。学校替他在这些复印件上盖了个“效力等同原件”的蓝色图章，又再加盖了一个榆林学院的红章。

　　有了这些证明，连同学校的毕业证，王进东相信自己的身份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补齐学校档案后，王进东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准备报考榆林市综合执法大队的岗位。报名时，所有人都被要求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报到证和档案保存卡以验明正身。由于报到证原件已和档案一同丢失，王进东用加盖县人事局红章的复印件好说歹说才报上了名。

　　接受报名，对方也有条件——随时提档验明原件。

　　本不知档案为何物的年轻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没有这东西不行”。

　　与王进东不同，毕业于西安航空学院的宋爱伟从很早就深知档案的重要性。

　　在班里，他是班长兼生活委员。毕业前，他和其他班干部被一次次召集起来开会，要求向同学们宣传如何保管档案。学校告诉干部们，往届就有不慎遗失档案导致无法参加工作的学生。学校没有宣传的是，在中组部《关于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列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递，不得“交流动人员本人自带”。

　　逢有准备返回原籍的同学上路，宋爱伟从不忘提醒一句“千万不要弄丢档案”。

　　离校前，尽责的班长也提出了自己的档案。坐了一宿的车回到吴堡，宋爱伟“第一时间”将档案送至人才中心。

　　得知王勇和王进东的档案丢失后，宋爱伟也担心起来。宋父火速前往人才中心查档后，担心成为现实。

　　鸡犬相闻的县城里，恐惧瞬间爆发，父母们纷纷涌至人才中心要求查档。一个多月后，县人才中心查明，包括王进东、王勇、宋爱伟等在内的14名大学毕业生档案被不慎遗失。

　　王勇、王进东的求职遭遇和宋爱伟听来的故事也在加深众人的焦虑。

　　王进东的爸爸瞒着儿子，拿着学校里补来的文件跑去县城的几家单位。

　　“这玩意儿没用。”没过几天，父亲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招到面前，“人家要的都是原件。”

　　王进东急了。他开始咨询在校期间的班主任和管档案的老师。老师们告诉他，没有这一包档案，将来别想当公务员，连事业单位都进不了，评职称也有困难。

　　答案犹如当头一棒。读了15年书，农民的儿子王进东最想在县城谋个职位，既方便照顾父母，也改变了当农民的命运。

　　“如果四处打工，那和初中就辍学，早早娶了媳妇的人有什么两样？”

　　乐观的王进东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命题：他来之不易的大学生身份，有可能与档案一同丢了。

　　猜忌与戒备在双方间蔓延

　　县里甚至说不出档案是什么时候被弄丢的。印象里，这个安安稳稳的人才中心仅有过一次搬迁，那是在2006年10月，从原来办公的一楼搬到二楼。搬家时，办公室叫了几个民工做帮手。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掉了一捆，指不定被拿去废品站卖了。”吴堡县常务副县长常少海推测。

　　县里于2007年10月10日决定成立专门的4人补档小组，前往14名青年的毕业院校补办档案。年底，县里从各个学校集齐了他们在校时期各项记录的复印件。

　　原始的传话方式却比补档速度要快得多。从王进东爸爸那儿，许多父母早已得到了“复印件再盖章也没用”的消息。

　　王进东也不愿意接受县人事局补办的档案。在他的记忆里，原来的档案袋“总有一两公分厚”，现在的档案不过薄薄几张纸，纸上甚至没有榆林学院的公章，只新加了“与原件相符”的签字和县人事局的图章，“还不如我自己补回来的呢！”

　　宋爱伟的经历则更印证了人们的焦虑。2008年2月，毕业后一直在干汽车销售的他，得到了一个去榆林市环境保护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的机会。但最终，由于档案不全，宋爱伟未能获得正式编制，仅能以临时聘用的形式参加工作，每月收入不足千元。

　　“我们就要原来的档案！”一拨拨愤怒的家长冲往常少海的办公室。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使家长们相信，在这个严禁私自开启的纸袋里，除了大学记录，还有孩子们自中学以来的所有社会关系和评价，这一下，“10年的东西都没了！”

　　争执中，常少海的杯子被碰翻，水泼了满桌，杯子也磕破一个角。

　　“我们不是故意弄丢娃娃们的档案，就像你们不是故意摔坏我的杯子。”常少海性子急，脱口而出，“但现在杯子破了，我让你们再给我一个原来的杯子，可能吗？”

　　原始的传话方式的破坏力，也比磕破一个杯子大得多。“常县长说，‘水倒了，杯子也烂了，还能怎样？’”

　　愤怒迅速膨胀。最急迫的时候，十几个家长甚至在县政府打地铺睡觉。补档不得不重来一次。

　　为了让所补档案看起来更像原件，县人事局重回各个院校，请求提供学籍卡原件并将其补入档案。剩下的如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实习鉴定等，则由学校提供空白表格，重新填写后盖章。

　　这一次的补档理应皆大欢喜，结果却事与愿违。

　　记者翻阅了吴堡县人事局提供的11份补录档案并比对后发现，以王进东为例，学籍卡确为原件，但其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上的字迹与学籍卡有较大不同。对此，王进东表示，此次补填档案事先没有征询其本人意见，表格并非由他填写，这样的档案“和造假没什么两样”。

　　丢失档案时任人才中心主任、现已升迁为县人事局局长的慕建荣则解释，部分青年和家长已经对补档案产生了抵触情绪，不愿配合填写表格，无奈之下，“只能找人按照原来的内容抄一遍”。

　　而另一名女生宋艳的实习鉴定表格，除姓名和学校的红图章外，一片空白。

　　猜忌与戒备在双方间蔓延。王进东找到电视台记者冒充表哥陪他到人事局。“我表哥帮我介绍了个工作，想先看看档案，如果档案符合规定，就直接调走。”

　　字迹上的明显差异使来者皱眉，王进东的心也跟着凉了半截儿。

　　“县里补的档案根本不可能有用。”家长们坚信。

　　对此，县里也有实例证明所补档案真实有效。2008年年初，两名档案丢失的青年通过考试，一名被录用到县组织部接受分配，另一名则进入县级事业单位。两人的档案都已被调至现工作单位，未出现任何问题。

　　新的疑问很快被提出。由于两人的父母恰好皆供职于县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剩下的人们认定，这两份档案之所以有用，不过是“自己人说了算”。

　　丢失档案的家庭分裂为“农民”和“有关系”两大阵营，前者指责后者“自己的事情有办法解决就不吭声了”。

　　档案，将来一定死抱着不放

　　常少海承认，14份档案的丢失的确是政府有错在先。但“已经想尽一切办法补救”的他始终不明白，为何这件事会在一次次互不信任的调解下发酵至今。

　　2009年年初，县人事局又抱着14份档案去了西安，并于4月2日拿到了14份由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出具的《人事档案鉴定书》。

　　鉴定书上，有大红图章，还有防伪标签。慕建荣觉得，自己已经“做到头了”。

　　没有人知道档案丢失应该怎样补，没有相关法规和指导意见。迄今，只有珠海、哈尔滨等零星城市制定了自己的档案丢失补办“办法”，手续繁琐、限制颇多。

　　常少海觉得，两年间，自己实在被这些档案“折腾得够呛”。原本希望调去教育局工作的慕建荣，也因为档案的事情没有妥善处理好，继续留在人事局。

　　和政府相关人员一样被折腾了两年的青年们，却已经不再去想补办档案，以及与档案联系在一起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是“职称”。

　　如今的王进东在县里一处工地上修路。那里包吃包住，尽管洗澡要走上几里地去黄河里洗，干的活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但每天60元收入都可以攒起来。工地离家虽然有点距离，但回来毕竟方便，一到家，妈妈会给“东东”端上一碗传统的面食“抿挟”。

　　这比在榆林工作，收入仅够温饱的宋爱伟要强得多。

　　县里多次表示，对于丢失档案的青年，免除所补档案的一切保管费用，并“随时欢迎他们下到基层工作”。

　　但丢失的信任难以补回。“我还有个女儿在读书，将来档案一定死抱着不放。”这是一个家长的话，或许能代表许多家长。

　　始终被家长逼迫“交出原来的档案，不然就拼个你死我活”的常少海，一边指责对方纯属无理取闹，一边也很无奈，“政府的公信力差了，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

　　辛辛苦苦去西安办出的鉴定书，家长们不屑看上一眼。鉴定书被悄悄塞入每份补办档案的牛皮纸袋中，再放回档案柜。放柜子的办公室和人事局其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瑟缩在二楼走廊的尽头。走廊上，墙面起壳、绿漆斑驳。一切与规定中“防火、防潮的专用档案库房”相去甚远。

　　曾经为档案奔走的女生宋艳就快嫁人了。未婚夫在县公安局工作，宋艳也能去交警队当个协警，尽管没有编制。三年前，她在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的就业意向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事业单位”，如今，那一片空白的实习鉴定已没有补齐的意义。

　　开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小车，王进东仿佛也恢复了以往的粗线条。

　　“我想通了，等攒了点钱，再贷个款，我就去做生意。”尽管与父亲的期望大相径庭，王进东仍豁达地宽慰老爸：“都一样，有钱就行。”

　　小车的卡带机里是一盘已经走音的磁带。

　　“我并没有醉，我只是心儿碎。”王进东跟着唱。 本报记者 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