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制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在随后下发的《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又提出把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纳入教改“先行先试”范畴。广州早在今年2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首次明确了两类外来工子女可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但在今年的小学招生工作中，记者了解到，外来工子女上学问题并没有明显好转，公立学校设置的“门槛”随处可见。改革呼声渐高，教育部门也表露为难之处，那么，外来工子女上学，真正的难点在哪里？

　　记者邓仲谋 实习生曾繁莹

　　现状

　　外来工子女能否入公校

　　取决于有多少多余学位

　　位于东圃镇的新塘小学是天河区一级学校。据了解，该校80.3%的学生都是外地生，而且从2004年秋季开始就免收了外地生的捐资助学费，每学期仅收取85元的书本费。该校一年级只有四个班，最多只能招收200人，而今年前来报名的人数多达350人，在安排地段生之后，外来工子弟只能竞争剩余的学位，也就是说，至少还有近150名外来工子女无法在该校上学。

　　今年2月，广州市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凡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有固定住址、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来穗务工就业者，可为其6～15周岁的同住子女申请接受义务教育。二是凡获得广州市及各区(县级市)政府授予优秀称号的外来工，其子女可优先申请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在人们翘首以待《意见》实施时，有关措施却还没有更具体的阐述。

　　本报求学指南专家顾问团成员、广州思源学校校长邓放国认为，“按照文件，符合条件者只能算是有资格‘优先申请’入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能否最终如愿，要看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在解决本地段子弟以外能够提供多少空余的学位与多少人有资格申请。”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人、财、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意见》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困境。”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谢建社教授认为，《意见》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难题：一是有些政策不具体，增加执行难度。如租屋算不算固定住所？固定收入是否有最低下限?二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决定学校的分布不均。有教育界人士指出，43万外来工子女要建上百所学校才足够，但市区寸土尺金，建学校谈何容易？有市民担心，一旦外来工子女真的免费入读公校了，届时外来工子女大量进入，会否降低或影响整个广州的教学水平？更为关键的是，新建数百所学校，突然有一天农民工子女回流，将会造成大量的教育资源浪费。

　　原因

　　经费是最大的绊脚石

　　我国义务教育施行的是“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运行机制，地方政府按照户籍学生人数向公办学校拨付经费。如果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意味着地方政府和学校都要增加经费上的支出。谢建社教授认为，经费不足是公办学校吸收农民工子女就学面临的主要困难。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在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政策特别强调流入地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和管理责任，但在实施过程中阻力颇大。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0年，如果广州的公立学校逐步接纳所有非本地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全市的初中和小学总学位数将达到约160万个。这意味着，五年要累计追加财政投入约123亿元。而2006年至2010年广州市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合计约为491亿元。扣除预算中公立初中、小学的需要，实际五年合计新增经费约为51亿元。显然这绝对不足以支持公立学校一次性接纳所有适龄儿童或分五年逐步接纳所有适龄儿童。

　　破解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政府可以购买服务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出资向办得比较好的民办初中或小学购买相应的学位来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学生。”邓放国认为，与公办教育错位发展、学校与家长双向选择，以及走向优质教育是民办中小学能够摆脱困境的不二选择与根本出路。

　　谢建社教授认为，要做好广州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对策是完善一套与城镇化相匹配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机制。诸如实行义务教育全国统筹，中央财政要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应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资金，以流入地农民工子女的规模为依据，逐年核拨，分担流入地政府财政压力等。

　　记者观察

　　“上海模式”

　　与“广州模式”

　　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上，上海的思路是公办学校尽力接纳农民工子女，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政府主导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改造和规范并提供持续的成本补偿。也就是说，“上海模式”的主要特色是“公办为主”和“政府主导”。目前，来沪打工的农民工子女入读当地公立学校的比例已占67%。

　　与“上海模式”相反，广州在多年的摸索中，走的却是“依靠民办学校”的路子，民办学校成为吸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生力军”。这当中，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提供较少的财政补助。对比两者，不难发现，公办学校也好，民办学校也好，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始终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