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全生教授

　　引言

　　近年来，美国大学暴露出过度商业化和急功近利的问题，大学教育忽视人文及人格教育，不重视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传统伦理观的培育。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Me一代”只讲赚钱，不择手段。当时恰逢新科技革命时代，个人电脑、因特网等新事物的出现使美国引领了世界潮流。在这种繁荣景象下，美国政府放松了道德和法律的监管，结果造成巨大社会问题。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很多是华尔街金融人才的拜金文化及其带来的自我膨胀和过度贪婪造成的。

　　如何避免教育过度商业化的弊端呢？记者最近就此问题走访了国际华裔教育家、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全生教授。

　　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公共道德意识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大学教育暴露出一些什么问题？

　　刘全生：拜金文化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十年来，美国大学学费猛涨，使大学生在同年龄人口中的比例比上一代大为减少。大学教授更重视科研经费的竞争，忽视教学。大学不再是学习、教育、生活的共同体，而成了各门学科孤立、支离、分化的虚拟组合。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大学立刻面临经费削减、资金萎缩的困难。

　　现在证明美国的教育在人才培养、教学质量方面是有问题的，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重新审视教育发展的方向。大学教育要更重视人文与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讲求诚实，把严谨和客观这些基本的文化素质渗透到教育中。同时，要让学生具备全球性视野和胸襟，要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有多元文化素养及关怀世界的心胸，才能成为世界的公民，领导世界的未来。

　　记者：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刘全生：大动荡就有大机遇。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政府大力扶持“赠地大学”，大批农工子弟受到高等教育，为工业化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二战后又推出“GI”法，大批退役军人得到上大学的奖学金，促进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在这次金融危机下，奥巴马政府也在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中向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因此，中国也应该抓住机遇，在以下一些领域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第一，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扶持西部发展。第二，加强技能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第三，重视“绿色科技”学科建设，研发新能源技术，注重节能和减少污染等。第四，政府可以选择10-20所重点大学投资设立基金，在起步阶段政府专家可以帮助大学管理基金，使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启动一些创新的科研项目或教学方法。

　　记者：中美两国教育各有千秋，在教育方面如何加强双边合作并取长补短？

　　刘全生：中美两国的各种对话不少，但政治和经济战略对话多，教育文化领域的对话仍比较少，且层次不高。奥巴马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很多年轻人改变美国教育现状的诉求。在新的形势下，中美两国教育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特别是培养学生面对全球化议题，如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短缺和金融危机等等，这需要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加强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中美之间的教育和文化合作有良好的基础。奥巴马最近提出，美国应该在经济发展中重视道德观念。中国人民传统的勤俭、善良的美德也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这些年来，中国来美求学访问的人不少，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研究生一来就埋头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有机会了解美国文化和社会情况。国内的基础教育好，但有时过于讲究学术成就，忽视了做人的标准和规范教育。所以，中国高校一定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良知与公共道德意识。

　　孔子学院是全球化教育的一个典范

　　记者：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孔子学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刘全生：孔子学院的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化教育的一个典范，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美国的孔子学院发展很快，目前差不多有60家了。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作为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我们很希望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主要表现在我们一方面在美国大力推广汉语教学，使更多的人了解汉语文化。中国文字是最具历史文化的独特文字，很受美国学生的喜爱。另一方面我们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比如与国会图书馆连续两年合作举办文化高峰论坛，尤其是去年举办的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邀请杜维明教授作大师演讲，吸引了众多人士。今年秋天还要合作举办中国现代化论坛。我们还与世界银行举办中国文化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研讨会，老庄思想受人关注。

　　此外，我们很希望为中美教育界的高层交流搭建桥梁，设想把中美两种教育模式的长处结合起来。例如，中国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中小学阶段)，而美国重视个人创新。孔子学院正在撮合中国的中学与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高中结成姊妹学校，双方互换学生，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共同教学。

　　记者：在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您还有什么好建议？

　　刘全生：中美高校间合作现在已经有不少，但还远远不够。比如双学位的合作太少。比照美国科学基金会每年暑假送学生到中国，中国也可以在美国设立科学文化夏令营，邀请两国学生参加。美国有富布莱特、艾森豪威尔等许多奖学金，鼓励外国人到美国求学。中国一些高校也有类似为外国人设立的奖学金，但政府专门资助设立的就很少。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年日本的科学促进会，一旦发现国际上某项科技领域的新发现，就会想方设法把那些科研人员邀请到日本来开讲座，进行交流。中国为什么不能设立一个以邓小平命名的奖学金呢？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到中国学习的愿望现在激增。

　　记者：美国的大学都设有基金，中国的一些大学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请问中国政府帮助一些大学创立基金主要派什么用途？

　　刘全生：中国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设立大学基金后，可以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大学建立基金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第一，大学资金来源多样化，运作起来有更大弹性。特别是在一些学术科研领域关键性的突破方面，能够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第二，增加学校办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第三，增加学术和教学独立，有利于形成学校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培养大学生还要与社会有密切的结合。从长远来讲，大学应该鼓励学生创业，而不是单纯为了就业。

　　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更重要

　　记者：您说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比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更重要，请问政府、大学和企业在鼓励学生创业方面有什么工作要做？

　　刘全生：美国的能源和教育等部门都有科研经费，政府规定其中的5%一定要用于中小企业上，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小企业提供许多就业机会。美国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一半的学生要自己创建公司。在创业过程中，要写商务计划，通过竞争机制，优胜学生得到几万美元的奖金以成立公司。中国的大学也可建立鼓励学生创业的机制，比如政府每年为大学提供一些经费，学校鼓励学生制订创业的竞争计划，一些专业公司为学生的创业提供辅导。年轻人最有创意，有冲劲，应该鼓励他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学校与政府从资金和资源来帮助启动，并为学生创业制订一些规章制度。

　　美国经济现在出现滑坡，美国非常担心世界各国的一流人才不来美国而前往中国和印度。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机会，把最有学术成就的年轻人用来开发西部，来建设农村。中国政府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来帮助大学生创业。中国西部的开发需要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兴建许多学校以及相关设施。中国政府现在强调电器(电视、电脑)下乡，只要边远的农村和山区有了电视机和电脑，就可以通过网络为农民介绍科学种田的知识，这也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本报华盛顿3月11日专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朱幸福 牛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