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格局上看，如果用楼价50%的下跌换取一个城市化率30个百分点的提升，中国将实现成为伟大国家的梦想。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阶段。中国经济若想再平衡，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让收入重新尽快从企业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普通家庭，使中国的消费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些政策可能蕴含有巨大的政治成本，需要考验我们决策者的勇气。

　　中国的国有部门和大企业完全依赖于由国民间接提供的各种补贴。假如国有企业要支付合理的借贷利率，其利润将完全消失。有学者初步测算，中国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每年占有1.4万亿租金。政府从经济领域大幅地退出，将可能极大地减弱决策者对于国家经济制高点的掌控，这种改革性质不光是经济改革。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和经济阵痛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呢？

　　中国的经济转型千头万绪，但是捋清楚了，其实异常地清晰。

　　从宏观方向上讲，就是让收入和财富重新从国有和企业部门手中回到普通家庭。

　　从中观战略上讲，就是做城市化，只有城市化才能释放巨大的需求潜能。根据相关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城市人口5.9亿。按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城市化率达到45%，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为在现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鸟”。这与那些迈入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门槛的国家当时的平均城市化率55%的水平，相距甚远。

　　可以简单测算一下，如果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够上升到65%，即便不考虑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国的私人消费从10万亿增长至20万亿。有统计称，2008年中国的出口总额达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无论未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多么残酷，中国的消费增长潜能也足以能够抵消掉，并支持中国长期高速增长。

　　大胆想象一下中国城市化所能释放的需求潜能吧！5亿现在年收入只有700美元左右的人，一下子提升到5000美元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国民消费将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实现经济消费需求转型的战略逻辑就在于此。

　　从微观的改革操作层面讲，必须扫除阻碍战略顺利实施的体制障碍。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是攻坚点只有两个：一是垄断；一是高房价。

　　有学者说当下中国经济中只有“一个半”产业是市场经济，另外“一个半”则是政府垄断经济。第二产业和半个第三产业是对私人部门开放的。即便在半个第三产业里也是非主体行业，比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而“一产”受制于土地制度的制度安排，开放权限有限；而“三产”的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难以涉足或集聚。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当下国有部门正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入第二产业。

　　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代理人经济，代理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这样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如此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业态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城市化依托此方能大幅地推进。

　　当下的垄断利益扩张的态势正在摧毁城市化的根基，另一个拦路虎就是高房价——形成了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约束。作为城市化的“古典模式”，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城了，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了，但跟在他们后面的打工者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路径到此打住了。

　　有人说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提升空间，是中国房价长期向上的最大基本面。在我看来，这么高的房价，农民工如何真正进得了城呢？这是一个逻辑悖论。

　　坦率地讲，政府一念之间即可戳破当下的楼市泡沫。尽管楼市泡沫破裂会造成巨大的短期动荡，但从大格局上看，如果用房价50%的下跌，换取一个城市化率30个百分点的提升，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刘煜辉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