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杜甫当年美好的愿望，也是如今政府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初衷。然而事实的发展出乎意料，近期出现的一连串怪事，更是将经适房的问题集中爆发了出来———

　　湖北武汉。全国经济适用房搞得最早、最规范的城市之一，在经适房摇号中出现六连号。

　　惊讶的嘴巴还没合上，同样在湖北，只不过换成了老河口市，连号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了“14连号”。

　　这是荒诞剧。

　　接下来是悲剧。石家庄市一帮好不容易拿到经济适用房摇号的低收入者，突然发现，自己将要购买的房子价格，竟比周边商品房的价格低不了多少，于是集体弃购。

　　读完这些故事，感觉经济适用房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卖得太便宜吧，它成了有权有钱者的“猎手”；卖得贵一点吧，它又失去了贴补穷人的意义。

　　这个房子，还真的让人挺为难。既然如此，干脆判个“死刑”，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其它在制度上更有保障、更能直达穷人的补贴模式？

　　其实，经济适用房的先天不足，在业界早就有过广泛的讨论。比如说，在中国土地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经适房显然不是一个高效利用土地的选择。一个廉租房的租户，在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后，他就会搬出住地，廉租房于是可以接济另一个穷人；但经适房一旦售出，政府就完成了使命，对其他穷人的补贴，只能仰仗于继续建房。试问：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土地可以用来建房子呢？

　　再说房价吧。经适房的价格如果显著低于商品房，受益的真会是穷人吗？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一旦“剪刀差”扩大，经适房与商品房之间就会形成可观的暴利利润，“寻租”的空间就天然形成，有权或者有钱者，就能像苍蝇一样往缝里钻，他们的活动能力无疑要比穷人大得多。可怜的穷人此时还茫然地等待在摇号中“喜从天降”。殊不知，看似公平的摇号，稍稍做点手脚，就能变成“谋利”的工具。

　　即便是穷人拿到了便宜的经适房，这个制度就合理了吗？其实也不然。试想一下，在房价普升的今天，一套经适房动辄就能赚几十万元，相比廉租房租户，购买经适房的受益程度是否太大了点？

　　难怪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一遍又一遍地疾呼：经济适用房本身就是最大的贪污腐败。在接受《长江商报》采访时他说，它既不讲效率，更不讲公平，比赌博还要坏。正因为此，茅于轼一向支持取消经适房，可惜应声寥寥。

　　有人说，就算经适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能因噎废食，加强监管就行了。这话说得容易，办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

　　我们知道，任何监管，除了制度本身的严谨性以外，都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而媒体援引北京的数据称，北京现有1300万户籍人口，从事住房保障的公务员队伍却不足2000人。而在香港，这一比例是700万∶9600。

　　试想一下，我们如果要将比例提高到香港的水平，需要增加多少成本。如果真要那样做，还不如把补贴直接给穷人算了！何况，即使加到那个程度，就能真正抑制腐败了吗？天晓得！

　　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尝试改用经适房以外的补贴办法，比如长沙、常州、沈阳、大连等城市宣布在一两年内停止经济适用房建设或减少供应量，改为向低收入家庭发放购房补贴，支持他们购买商品房；还有一些城市实行租售并举、共有产权等模式。

　　这些方法的效果暂且不知，但至少是一个方向，总比一味抱着经适房这棵枯败的大树强！(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