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8日上海浦东星河湾开盘，当日销售超过40亿，264栋千万级高档公寓在几个小时内一抢而空，刷新了世界房地产业的单日销售纪录。机构分析说明：投资性购房的占比估计在80%以上。(《华夏时报》11月7日)

　　在中国楼市连续数年持续高涨、大多数城市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背景下，社会舆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即：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楼市价格坚挺？即使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房价下跌近40%的情况下，中国的房产价格却仍然在上涨，甚至超过房价顶峰时期的2007年。通过该报道的实例可以看出，炒房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注意到，《华夏时报》的这一报道，是通过一个楼盘的销售案例，对各种相关数据分析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投资性住房的占比估计在80%以上”。这里，虽然使用了“估计”这样的限制语，但我仍然相信这一数据的客观性和典型意义。

　　众所周知，自2005年以来，我国每次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当中，几乎都有遏制炒房的政策出台，比如提高交易环节的税收比例，比如提高第二套房贷首付比例等等，可结果是收效甚微，炒房热度不减反升。

　　对此，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年来一些城市炒房热不断升温、高涨的房屋价格离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越来越远，根源在那里？

　　我认为主要是我国房地产政策机制的利益导向在起作用。本来，在住房的功能中，居住属性是第一位的，投资属性是附属性质，可是在当前政策机制的影响下，房屋的投资属性要远高于居住功能。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从利益机制看，很像一个庞大的网络：处于顶端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部门，土地出让金和地产房贷收入使其成为最大受益者；其次是与房产相关的中介机构和炒房族；最底层的就是居住性购房者和租房者。在整个利益链条中，为了保障“顶端”、“中端”的利益，就要千方百计吸引“底层”进入，甚至制造虚假的市场繁荣，以防止价格下跌。

　　在这样的利益机制导向下，国家遏制炒房的政策在落实中就走了样，比如，国家前两年提出要限制超大户型，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要占到70%，可炒房者需要的是高档豪华住宅，因此，这一政策就很难落实到位；再如，2006年12月21日，发改委和国土部联合发布《禁止用地目录》，明确要求禁止向别墅类开发项目供地，但由于越是别墅洋房，越受到炒房者追捧，所以，别墅建设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从郊区延伸到名胜区。《楼市》杂志曾报道，国际公认一个国家健康的投资性购房比率不应当超过当期销售总量的15%，虽然80%的比率属于个案，但不少一线城市炒房比率超过商品房销售总量50%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今年8月22日，《瞭望》周刊公布的数据为：近年来全国投资性房产占商品住房总销售量的33.4%。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数据，都大大超过了15%这个投资性购房健康比率标准。因此，有关部门在政策调控方面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必要的措施，进一步遏制炒房族的膨胀势头，以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