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职有权的官员,在位在任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自己的“人脉网”,为日后退休下海谋求铺垫,呈现出几分期货市场的交易特征。这种深谋远虑的“期权化”收益,是一种比那种“现兑”的权钱交易更隐蔽、更难对付的腐败方式

　　据《法制日报》报道,曾任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副县长、六合区副区长的刘有贵,近日因“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南京下关区法院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600万元。

　　刘有贵可谓“官运亨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被提拔为团县委书记,先后任乡长、县长助理,35岁就担任了江浦县常务副县长。2002年5月,刘有贵被调任到六合区担任副区长,同年7月被送到省委党校培训。

　　2002年底,他不顾各级领导的挽留,执意辞官下海。两个月后,他借来400万注册资金,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随后,这位“激流勇退”的前“县太爷”摇身一变,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资产过亿的“大地主”。

　　用南京市纪委有关人士的话说,如果不是一封至今还不知道来源的E-mail,刘有贵就真的成了亿万富翁。

　　“人脉”让“县太爷”变“土地爷”

　　知悉此案内情者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单靠刘有贵,他真能自导自演这出“空手套白狼”的戏吗?如果没有那些“还在台上的朋友”,他恐怕连一亩地也搞不到,光是首期上千万的土地出让金就能让他憋死。

　　毫无疑问,正是他的“人脉”让那些“还在台上的朋友”在关键环节“动了手脚”。

　　官场“人脉”到底值多少钱?《华商报》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监管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法律被虚置的时候,官场“人脉”将是个无价之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在这种腐败案中,那些在位官员与他提拔的干部之间,往往并不存在什么契约,但在权力转让过程中,彼此形成某种“心理默契”。随着时间推移,在官员退休或离任后,当年投桃,今日报李,最终完成公权与私权的交易。(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重庆时报》评述道,一些有职有权的官员,在位在任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自己的“人脉网”,为日后退休下海谋求铺垫,呈现出几分期货市场的交易特征。这种深谋远虑的“期权化”收益,是一种比那种“现兑”的权钱交易更隐蔽、更难对付的腐败方式。

　　媒体追问土地监管制度的弊病

　　据媒体报道,在刘有贵案中,浦口区国土局土地交易所为了让刘有贵的公司顺利完成招拍挂,仅在春节期间向公众发布了招拍挂消息,并且是在当地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以滚动字幕的方式。

　　“智商”还真不低。如此“用心良苦”,恰恰说明了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土地的规划、审批、拍卖等环节存在很多漏洞,从而为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

　　一位领导人曾经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对于官员离职或退休之后的行为,难道没有制度性约束吗?

　　实际上是有的。为避免官员离职或退休时携带权力资源,有关部门专门建立了“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根据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在本案中,这位副县长长期分管建设、土地工作,辞官之后却在房地产行业风生水起,试问制度的约束力何以体现?

　　《重庆时报》的文章就认为,副县长辞官成亿万富翁,拷问着官员离任后的跟踪监督与审计制度到底有没有切实执行?

　　权力都要有有效期,弃官下海真正要丢掉的不是官帽,而是“公权”,不然公权隐身,很容易变成了腐败的另外一种结算方式。

　　民众更希望“拔出萝卜带出泥”

　　在媒体为“土地爷”倒掉叫好之时,广大网友却表现出了更深层次的关切。

　　有网友指出:在热播剧《蜗居》中,陈寺福由一个小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了身价上亿的上市公司的老总,在房地产界呼风唤雨,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政府官员宋思明。那么,在刘有贵的背后有没有“宋思明”?

　　这种担心,并非止于对刘有贵事件的关注,更是对于权力腐败的一种制度性担忧。

　　在今年重庆“打黑”案中,一些“大白天下”的房地产领域官黑勾结的内幕,就让人触目惊心。一些重大贿赂典型案件,也大多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领域。尽管现在已有不少官员因房地产腐败而纷纷落马,但和当前依旧活跃的土地“倒爷”相比,潜伏“台上”者依旧不少。深挖“倒爷”的“台上朋友”,”斩断“倒爷”和官员之间的利益链,也许这才是破解房地产领域系列难题,有效打击囤土、倒地等市场乱象之关键所在。

　　所以,公众更希望有关部门在查处刘有贵之后,继续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让那些非法既得利益者受到法纪惩处。同时,职能部门也要引以为戒,完善制度加强执行力,对辞职经商办企业的官员加强监管,以维护市场的纯洁和政府的形象。

　　(易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