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几十年，城市不断从农村汲取土地、人力等一切可被称之为财富的资源。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农村，仅能远远眺望城市的繁华背影。

　　成都，2003年开始“城乡一体化”改革，力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赋予城乡同等的发展机会。2008年，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成都，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在赋予农民土地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2008年3月30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诞生在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持有人是鹤鸣村村主任、7组组长余跃。余跃1975年就开始担任生产队队长，在他看来：“这次改革，可以说是第三次土地革命，将解决农村的致富问题！”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确权颁证。第一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触及农民切身利益，矛盾冲突是少不了的。余跃感慨：“都说计划生育是农村天下第一难，但这个改革比这天下第一难还要难上三分。”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只有574户村民的鹤鸣村，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乡里乡亲的矛盾如何化解？改革后的鹤鸣村走向何方？第一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背后隐藏的故事，将告诉我们答案。

　　开动员会 拍红了巴掌

　　“2月底，上面来人在村里连续调研了两天。”村支书刘文祥、村主任余跃起初并不清楚改革到底改什么。来调研的人只是简单告诉他们，要统计村集体和农户的耕地、宅基地的数据，摸摸鹤鸣村的家底。

　　2008年3月2日下午，村里又接到通知，要求开全村产权制度改革动员大会，还特别强调“不准对外交流，不准对外报道，不准对外宣传”。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刘文祥和余跃突然意识到，这恐怕是件大事。

　　3月3日，成都市市长助理周鸿德、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来到鹤鸣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是啥意思，改些啥子？”村民私下悄悄议论着陌生的名词。刘文祥还记得，刘俊林当时举了个例子，很多老百姓听懂了。

　　刘俊林说，确权颁证就是弄清楚每户农民有多少土地、房屋、林地，并把代表权属的本本发给农户。有了本本，就可以用房屋产权进行担保贷款，去搞农业项目，搞规模经营。双流的羊肝菌出口，一亩地一年产值1.5万美元，没有规模经营是难以实现的。不愿意搞农业的，也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收取租金，确权后更有保障。

　　这天，除去外出打工的，鹤鸣村的村民都挤在村委会的院坝里，边听边讨论，后来掌声四起。刘文祥说，他当时坐在一旁，拍红了巴掌。

　　刘文祥并不知道，从2008年1月2日成都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意味着成都的产权制度改革正式推开。2008年春节期间，成都市四大班子召开研讨会，讨论改革细节。

　　对成都来说，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仅仅是还权赋能，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物权，更是在寻找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机制。毕竟，缩小城乡差距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不通过市场是找不回来的。

　　村主任余跃经历了1980年、1998年两轮土地承包。他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一轮土地承包，老百姓的积极性很高，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土地调了，对农民增收作用不大。”他希望，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能真正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

　　不过，余跃心里有些忧虑。1980年，鹤鸣村作为都江堰市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首个试点村，也曾经开过一次动员大会。那次上午才开完会，4组的村民下午回去就把地分了，每家一律根据土地肥瘦，各分得肥瘦地块若干。经过几十年的变化，村民间建立在土地上的关系比以前要复杂得多。这一次还能如此顺利吗？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比较麻烦。”刘文祥说，上面考虑到改革涉及利益较多，就选择了全村最小的组7组作为试点。即使如此，这个只有37户84位村民的组，仍然发生了许多个关于土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