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喜新厌旧” 金融创新需适度监管

　　昨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与梁晶工作室联合主办，《第一财经日报》作为首席战略合作媒体的“金融创新的道路与前景”学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金融机构、学界和自律组织的专业人士在促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共识下，探讨认为监管依然是金融创新面临的最大问题。

　　创新与创新过度

　　很多人曾经质疑，中国是否应该搞金融创新？这究竟是一瓶美酒，还是一斟毒药？就此，发言者的态度是积极的。

　　“中国当然要做股指期货，我们花了三年做出来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和董事总经理李祥林说，“下一步要不要做期权？当然要做。中国要不要发展CDS？要不要做资产证券化？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怎么把产品做好，而不是应不应该做。”

　　中投证券金融衍生品部总经理张晓东也认为，如果中国不创新，不培养人才，在参与国际市场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你在国外工作过，你会发现中国金融市场十分缺少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以至于很多新的东西做不了，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创新。”

　　面对机会和风险，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国际部副主任万泰雷对金融创新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说：“‘创新’有变更、更新、更迭的意思，它是相对的概念。在此刻市场想要继续发展的时候，把基础架构、产品品种和交易方式方面虚空和不具备的东西填补掉、改变掉，这才叫创新。如果忽略了市场的发展阶段、实体经济的需求，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这叫标新。对于中国来说，金融是要创新，但并非要标新立异，更多的是一个学习和正常化的过程。”

　　然而，不可否认，挑战总是与风险并存。中国在迎来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要客观正视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汪昌云认为，中国的投资者和市场对创新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也很冲动，每当一个新的产品和机制出来之后，市场需求都会表现得很好，但这并不能证明之后会一帆风顺。“中国市场有它的特点，对新的东西比较热衷，之后很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创新失败。”汪昌云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指出，另一个问题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利益驱使下可能带来的创新过度。当一项创新产品成功推出之后，投行的创新团队年底分奖金时可以收获数亿美元；如果创新失败，则仅仅是当年的奖金少拿一点。“在激励机制上，风险和收益不对称，高收益低风险，因此创新很容易过度。”许小年说。

　　监管与监管过度

　　汪昌云将中国市场形容成一个“与中庸之道相悖”、“喜新厌旧”的市场。每当一个新的产品和机制出台，都会面临“爆棚”的危险。因此这是一个需要监管的市场。

　　他举例道：“股指期货出来之后，尽管有那么多限制，成交量还是那么大，可想而知如果不受限制，市场可能会挤爆，甚至会导致关门。”因此，加强监管是可以理解的，也只有经历了最初严格的限制和监管，一个新的金融产品才能慢慢走向成熟。

　　然而，谁来监管？莫衷一是。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认为，应当由学术界公认的优秀学者来制定监管政策。

　　而许小年则对此观点给予了反驳。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很多高学历者在自身的特定处境下，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就是投资界的现实，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家都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全都是受害者，都被华尔街骗了。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也有哈佛毕业的、耶鲁毕业的，怎么被那些哈佛毕业的、耶鲁毕业的给骗了？”许小年调侃道。

　　许小年认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存在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如果把金融创新完全交给市场来管理，由于激励机制高收益、低风险的内在缺陷，很可能导致创新过度。而如果把金融创新完全交给政府监管，政府会考虑收益少、风险高等因素，有可能把金融创新“卡掉”。

　　而就现今监管的尺度问题，发言者们也观点不一。

　　按照黄明的观点，中国现在的监管依然宽松，致使金融产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仍困扰着投资者。他表示：“要强制把信息不对称缩小，没有适合欺诈的土壤，在市场上发展，自然由市场选择。”

　　而与此观点相反，张晓东认为，应当给金融行业宽松的发展环境。他表示：“目前应该是辅助创新，而不是监管创新，我国的监管需要做一些调整。”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表示，监管太多、太死，表面上看来是金融家受到直接限制，要作出牺牲，但实际上社会大众可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例，前些年住房按揭贷款做了一些证券化发展，次贷危机之后停止了，这些金融创新不太容易放大。“比如国内住房按揭贷款首付至少30%，很多人想买房子，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人，想利用更多的银行贷款或其他机构贷款买房，变得越来越难。”他表示。 （李小晓 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