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是比美国金融危机更深刻的危机，对新兴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的经济复苏是亮点；在欧债危机中，新兴国家的经济下滑已经成为现实的威胁。然而，当前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还处在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阶段，政府不妨有目标地向一定区域和一定行业重点投资。
美国金融危机可以被看作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也就是说，它反映的只是经济下行阶段的特征，只要假以时日，注入流动性，经济能够自己修复自己。直到现在，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用债务来偿还债务的方针，仍然是遵循这样的逻辑。
欧洲的债务危机暴露出的则是另一种结构性危机。它反映出发达国家的经济去杠杆化进程已经到了现有经济和社会结构无法承受的阶段。经济要恢复到正常的周期，社会体系和经济结构必须有所改革。德国所主张的欧元区财政一体化，就是实现这种改革的途径之一。
无论世界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当前新兴国家面临的挑战都是空前的，因此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对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把新兴国家带出贫穷，但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会首先追逐最低枝条上的果实。对劳动力价格低廉和货币不流通的国家来说，最直接的途径是出口。如果世界经济面临的危机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那么把恢复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恢复出口上，将是战略错误。
尽管当前美国经济仍在增长，但当前每5个儿童中有1个在贫困线下生活，每15个家庭有1个要依靠政府的食物券维持生活，失业率高达9%，房产有1/4资不抵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居民通过二次按揭从房产中贷出的消费金额占美国GDP的11.5%(1993-1997年间是2.5-3.8%)，这种情况不可能重新出现。对中国出口而言，美国依然会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国，但是靠人口只有中国1/4的美国居民的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长远来说是不现实的。
对中国来说，民营企业还太小、太弱，在面临全球危机挑战的情况下，经济转型还不能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生自灭。除了监管产品质量、规范金融资本流向和调整贫富差距之外，政府需要增加投资，特别是对经济相对落后地方的投资，以帮助实现经济转型。
金融危机以来，有过不少似是而非的经济学理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说中国的高储蓄造成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缺乏根据的。最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申铉松(Hyun Song Shin)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他指出，在2007年前美国之外的银行持有10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欧洲银行从美国大量集资，然后反过来买进美国影子银行发行的次贷产品。由于这些资本流动都以美元形式出现，所以被一些经济学家忽视。美国养老基金持有的资产其实超过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因此新兴国家积累财富并不是错误，重要的是将积累的财富调动起来，为造就后代的福利服务。
新兴国家的投资和发展速度高于发达国家，这样的“失衡”是正常的。否则，新兴国家永远是新兴国家，发达国家永远是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和政府财政同凯恩斯或费里德曼时代的美国不一样。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投资解决失业问题，维持社会需求，目标是保持现有经济规模。中国目前则处在扩大经济规模、开发落后地区的阶段。费里德曼认为政府为了弥补开支而发行货币会导致通胀，中国则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而开发投资，这同政府扩大自身规模，盲目推行社会福利也不是一回事儿。
通胀对新兴国家来说，在相当时间内会是威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元因素。美联储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控制通胀，二是保证就业。只要通胀对美国经济不构成威胁，美联储会始终采取低利率政策，以促进就业。美国最严重的通胀威胁来自工资收入大面积快速上涨。但由于新兴国家劳动力低价竞争，美国工资水平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快速提高。因此，美联储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美元的价值因此会长期有下行压力。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商品的计价货币，因此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威胁会始终存在。如果新兴国家的政府为了对冲美元下跌造成的通胀威胁而削减政府投资，那么就会出现“均衡的萧条”。
如果说目前的危机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如果说政府政策指导是克服目前危机的关键，那么对经济的支持就不应当只是放松银根，为整个经济提供流动性(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建立在经济能够修复自己的设想上)。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政府不妨有目标地向一定区域和一定行业重点投资。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董事总经理 郑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