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银撤出留下启示 中资银行须加快走出去

　　记者杨洋美国银行并非第一次出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但尤以此次最受关注，因为这是美国银行出售的其持有的最后一笔建行股份。

　　“抛售”，大多数媒体用这一略带贬义色彩的词语来形容美国银行对建行股份此次的出售行为。美国银行虽已明确表示，此次出售只是出于“补充自身资本”的原因，不过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以及民众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依然令市场舆论将原因倒向“中资银行前景堪忧”一侧。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些专家表示，“‘清仓’不代表双方完全终止合作。”现实情况亦是如此，据了解，建行与美国银行战略合作关系并未因美国银行失去股东身份而终结。根据两行于2011年签署的战略协议，双方的合作关系将持续至2016年。

　　更多专家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与战略投资者的长期合作，中资银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内蒙古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苑德军就表示，战略投资者在当时的进入极大地提升了中资银行的国际形象，其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服务水平等方面也给我国银行业带来宝贵经验。

　　美国银行的“清仓”和获利丰厚，让市场更多地纠结于这些外资银行都带走了什么，却忽视了他们都留下了什么。

　　战略投资者都留下了什么？

　　美国银行给建行留下了什么？一则“旧闻”给出了部分答案。曾有媒体报道，“建行与美银共同研发小企业持续授信小额无担保贷款产品，不仅把担保额度贷款和无担保额度贷款灵活结合，而且创新了续期的还款方式，有效解决了新旧贷款过渡期的衔接问题，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并成为同业中最具竞争优势的新产品之一。”

　　建行相关人士证实，引入美国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以来，建行通过机制创新推动业务创新，流程创新带动产品创新，创新已经成为建行的文化内涵，成为建行“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的最佳诠释。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曾以“命脉”一词来形容创新对银行的重要性；原招行行长、现任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也将创新视为“银行业转型的唯一出路”，足见创新的重要价值。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李佩珈就认为，在2002年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之初，引入外资的目的是以资金为纽带，带动先进的管理理念、治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我国银行业机构包括金融创新在内的各项能力，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一初衷已经实现。

　　虽然遭遇“清仓”，市场对中资银行仍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就在美国银行“清仓”建行股份的第二天，汇丰环球研究部对建行仍给出了“增持”评级。

　　李佩珈将其归功于国内银行过去十年间的可喜改变。她表示，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首先，已构建起“三会一层”，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其次，逐步形成了以国有股为主，民营、外资和社会公众持股并存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再次，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至2012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104万亿元，比2003年底增长了4倍。最后，风险管理能力大幅上升。商业银行通过巴塞尔新协议的实施，已建立起与国际标准完全接轨的现代风险管理体系并取得显著成效，不良贷款已从2003年底的17.9%下降至2013年二季度的0.96%。

　　从“引入”到“流出”

　　“美国银行巨资入股建行”，至今这则8年前的消息依然“挂在”网上。当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的消息已不再新鲜。在美国银行入股建行之前，已有多家国外银行介入四大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对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中资银行当时的目标极为明确，即“增强资本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股权结构，支持公开发行并顺利上市”。

　　如今，经济金融形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最近十年，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及海外投资迅猛增长。因此，中国银行业对外资的需求需要从“引入”转变为“流出”。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国际收支账户“双盈余”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加大对外投资步伐，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高企和货币政策空间受限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居民财富的积累，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提速，也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以满足企业和居民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

　　而从商业银行最近几年的表现来看，其中大型国有银行的国际化战略正在加速推进。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16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在海外设立1050家分支机构，覆盖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49个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也从最初的出口买方信贷，发展到出口卖方信贷、项目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国际商业贷款、设备出口租赁、国际结算和全球现金管理、进口预付货款融资、出口订单融资等多个品种。

　　不过，一些专家也表示，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与其国际地位不相适应。对此，李佩珈解释说，2013年，从全球1000家大银行前十名排名看，中国银行业已占据其中的四位。但是与这种国际地位不相适应的是，我国银行业海外业务规模、收入占比都还很小。例如，2011年末，除中资银行外的全球前七大银行海外资产平均规模为1万亿美元左右，海外收入平均占比43%，其中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的海外收入占比甚至达到60%、70%，而我国四大行海外资产平均规模不足1500亿美元，海外收入平均占比仅为8%，其中中国银行占比最高，但也仅为22%。

　　“流出”已十分迫切，近日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公开表示，“今后5到10年，将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关键机遇期。”

　　外资银行撤出带来的启示

　　从上周各家银行陆续披露的半年报来看，四家大型银行的季度业绩均好于预期。与国内外同业相比，四大行资本金状况良好。那么，为什么美国银行还是选择“清仓”？

　　9月9日，美国银行表示，由于利率提高导致再融资减少，将裁员2100人，并关闭16个抵押贷款办公室。美国银行的糟糕境遇也再一次印证了“外资银行撤出中资银行更多是出于回补国内流动性的需要”的说法。不过也有专家向记者表示，“撤资”多少也与外资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银行体系风险的担忧有关，而尽管这种担忧实有必要，但未免被夸大。

　　不过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应亟待消除各方疑惑，尤其是解决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及银行行业投资信心不足的问题。

　　对此，李佩珈认为，消除国际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疑虑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商业银行应由“对外开放”向“双向开放”转变。在继续做好“请进来”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大我国银行业机构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塑造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形象。

　　其次，加强金融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体系的“内部开放”。李佩珈解释说，增强外界对中国经济及银行业投资信心的关键是，在不出现大的金融风险前提下，经济结构改革取得成效。因此，这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体系，倒逼银行业提升效率。

　　最后，加大银行转型升级，提高金融服务和风险防范能力。对商业银行自身来说，必须通过加快自身的转型升级，提高经营体制的活力，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