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高增长：监管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近十年来，伴随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货币供应量进入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从2002年末的18.32万亿元增至2012年末的97.41万亿元，增长了4.32倍。今年6月末，达到105.44万亿元。从贷款和外汇占款两大货币增长来源看，人民币贷款在这一时期(2002～2012年)增长了3.80倍，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增长了10.13倍。随着M2激增，M2/GDP的比重也逐级攀升，从2002年末的153.82%升至2012年末的187.58%。货币总量的急速扩张，适应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

　　一、银行扩张冲动始终难以遏制。

　　货币总量的快速增长，在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必然带来银行业规模的急剧扩张，这一客观因素与银行自身追求规模、速度、争抢市场份额的主观愿望叠加，便引发近几年银行业规模的井喷。2013年6月末，银行业资产总额141.34万亿元，是2002年末的5.96倍，其中2009年以来新增资产规模占67.1%。银行业资产规模的短期急速增长，往往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395亿元，连续7个季度反弹。部分地区、少数行业不良贷款集中爆发，已现冰山一角。有些银行通过同业业务期限错配做大资产规模，使自身债务清偿能力和流动性管理面临较大挑战，反过来又进一步依赖货币市场和央行流动性的支持，今年6月份的流动性事件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

　　二、银行与监管部门的政策博弈日益升级。

　　为确保大量涌入银行体系的货币资金得到充分运用，银行业机构规避监管的方式层出不穷。“融资-扩张-再融资-再扩张”成为上市银行经营模式的常态。近十年，上市银行在A股市场的股权融资总额约8000亿元，占整个A股市场融资规模的20%多。主要依靠外源融资的银行资本补充机制不仅给资本市场造成较大压力，而且由于银行融资后的资金运营具有信用放大效应，资本监管未能有效约束银行资产扩张，反而成为银行不断向市场融资的重要推力。值得重视的是，上市银行利用宝贵的直接融资资源急剧放大间接融资总量，使本已失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更加扭曲。从2013年上半年社会融资结构看，由银行主导的融资比重在80%以上，直接融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仅有13.21%。

　　与此同时，虽然央行和监管部门的货币信贷调控、资本监管、贷存比要求越来越严格，贸易融资类拆借、买入返售资产、非标债权投资等各类非信贷融资又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突破调控和监管约束的新路径。一类业务受到规范后，同类业务改头换面继续发展，与监管博弈的特征愈发明显。这些新兴融资业务大部分由银行主导，银行在其中承担隐性或显性担保责任，隐蔽的业务形式和复杂的交易结构，带来跨行业、跨市场、表内外各类风险在银行体系积聚。

　　三、金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银行业资产扩张需要寻找相对安全的承接产业和具体项目，而短期内资产的批量配置使大量金融资源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两高一剩”等受限行业或领域，导致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改善，也成为房地产调控大打折扣和平台债务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以及强化产能过剩的重要驱动力量，客观上导致金融体系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长期难以破解，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偏弱。2013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合计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达到34.2%；信托融资的36%也投向房地产业和以银信、政信合作为主的基础产业。资本市场上，我国市值前10位的上市公司中没有一家高科技企业，而美国市值前10位的上市公司中就有苹果、谷歌、微软等3家高科技企业。

　　四、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倾向明显。

　　2013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实现净利润6242亿元，占到A股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51.6%，其中同业业务的贡献率达到18.25%。金融资本的高回报，不仅带来金融同业资金自交易规模的膨胀，而且吸引产业资本纷纷进入金融领域。2013年6月末，共有566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参股、控股非上市金融机构，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23%，投资金额共计857亿元。银行体系外非银行机构间的借贷活动也相当活跃，据有关机构估算，2012年，包括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典当行贷款以及其他未纳入央行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社会融资存量合计13.6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社会融资存量的13.33%。

　　五、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明显弱化。

　　近年来，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下降的形势下，货币高增长已难以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只能带来货币贬值和经济泡沫化。2002～201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CPI数据推算，物价上涨了34.69%。房地产和股市成为吸纳货币的两大领域。2005年以来，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愈发明显，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的最主要形式。以深圳新建商品房为例，十年涨幅达到233%。宽松的货币环境按理应带来股市的繁荣，但因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可流通股权成倍增长，流通市值由股权分置改革时(2005年5月)不足1万亿元增至2013年8月末的19万亿元，占总市值比重由32%升至83%。同时，2008～2012年，沪深两市IPO企业家数达962家，募集资金1.17万亿元，均居全球前列，股市虽出现大幅波动，但总体上泡沫化程度不高。从实体经济看，2002～2007年，M2平均增长率为17.0%，GDP平均增长率达到11.2%；2008～2012年，M2平均增长率升至18.5%，但GDP增速并未同步提升，平均增长率降至9.2%。货币平均增速超GDP平均增速由5.8个百分点拉大至9.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由十年前的36.5%上升到70.3%。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转轨、发展转型、增长转段的关键时期，历史问题与现实矛盾相互影响，总量问题与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新一届政府按照“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的经济工作总方针，提出了“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新基调，期望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释放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的有质量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全面发展。因此，银行监管部门应科学研判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走势，加快改革步伐，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切实发挥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

　　一是强化制度规范，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对稳健货币政策的合理预期，摒弃依靠规模扩张追求高盈利的经营模式，兼顾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的经营目标。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执行放款“实贷实付”和大额贷款“受托支付”的原则，确保信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进一步规范非信贷融资，明确监管要求，改善期限错配，增强透明度，防止资金绕道进入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

　　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激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内生活力。通过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改善金融竞争生态，疏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困境。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将直接融资资源向战略性、科技型民营企业倾斜。通过逐步简并存贷款基准利率期限档次、建立主导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等方式，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有序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

　　三是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培育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产品，加快资产证券化相关制度和市场体系建设，通过证券化手段激活资产存量，释放可贷资金能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发展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对传统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进行创新。坚持简单、实用、透明、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原则，切实根据不同客户业务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下沉客户层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四是切实加强监管，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前瞻性做好经济金融形势的预判分析，重点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趋势以及产能过剩、景气度下滑行业的偿债能力，最大限度减少行业、企业风险向银行体系传染。严格落实平台贷款风险监管措施，加强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监测，避免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向银行转移。加强对非信贷融资业务的研究，尽快出台银行同业业务的管理规范，防范跨行业、跨市场、跨境业务带来的交叉风险。

　　五是推动银行转型发展，打造根植实体经济的银行体系。对银行上市和再融资从严控制，鼓励银行立足内源性资本补充，同时，创新资本工具，从风险资产的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两方面降低资本消耗，保持资本占补平衡。引导银行差异化发展、特色化经营，通过强化战略引领、规范绩效考核、完善审慎监管等手段，督导银行走内涵发展道路，持续整治银行不合理收费、不规范经营行为，严格限制银行过度杠杆化、盲目多元化的做法。倡导绿色金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作者熊良俊 系深圳银监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