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大增 纾缓“去杠杆”阵痛

　　当3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以2.07万亿元的数字映入人们眼帘时，很多人大吃一惊。要知道，这个数据是2月份9387亿元的两倍多。

　　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2.58万亿元；2月份，9387亿元；3月份，2.07万亿元。如何看待今年前3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大增大减？

　　在分析2013年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时，我们发现，每当“稳增长”走上前台，社会融资规模就会显著增长；每当“调结构”成为政策主基调时，社会融资规模就会明显减少。这似乎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紧随政策变化而起伏，其间并无规律可循。

　　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无论社会融资规模月度间出现怎样的起伏跌宕，中国经济都聚焦于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坚定地行走在“去杠杆”的道路上，让经济摆脱信贷过度膨胀、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局面，这便是贯穿在社会融资规模看似变动无常表象下的真相。也就是说，作为“克强经济学”三个重要“支柱”之一的“去杠杆化”，从去年至今，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既然没有变化，那该如何理解社会融资规模的大增大减？“大减”，可以解释为“去杠杆”，“大增”呢？答案是，为了缓解“去杠杆”给微观经济主体带来的阵痛。

　　道理并不复杂。“加杠杆”总是快乐的，“加杠杆”

　　意味着增加负债，扩大投资，意味着可以甩开膀子，大干快上；“去杠杆”总是是痛苦的，“去杠杆”意味着信贷紧缩，意味着负债率高的企业，资金链会高度紧张，甚至出现债务违约。当“去杠杆”成为“克强经济学”重要一极并贯穿于政策始终时，人们发现，不久前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金融产品违约问题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认，“个别情况难以避免”。这表明，一直以来的刚性兑付神话将开始打破，管理层越来越倾向于让一些必定要发生的违约事件，顺应市场力量，让其自然发生，以强化市场纪律的约束，端正产品发行者和投资者的行为。

　　负债率高的企业，在“去杠杆”过程中出现违约确实“难以避免”，超日债违约便是一例，但显然不会是最后一例。现在的困境在于，过去5年间，中国的杠杆率不断抬升，以至于非金融企业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008年的约85%升至今天的约120%；私人部门贷款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115%暴增至193%。此外，2010年底，地方政府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有6.71万亿元，到2013年6月底是10.9万亿元，两年半的时间增长了62.44%；2010年底，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2.34万亿元，2013年6月底是7万亿元，增长了299%。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高达17.9亿元人民币，每年为债务支付的利息就占到GDP的17%。

　　微观经济体中，房企的杠杆率更是高得吓人。数据显示，到2012年年底，全国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杠杆率高达75%，负债总额高达26.5万亿元。而由于政府收紧了对房企的银行贷款，很多企业不惜高息借贷，以信托、理财产品、海外发债等方式筹措资金。到去年四季度，资金成本的陡然升高已令房企苦不堪言，以至于浙江奉化的小型房企兴润置业因为难以卖出房子偿付债务，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同样负债率高企的还有钢铁企业。中国钢铁协会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国内重点钢企的总负债率在70%左右，已进入高风险区域。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显示，宝钢、鞍钢、武钢、首钢、河北钢铁、山东钢铁、华菱钢铁这七家规模最大的钢企，负债总额达1.3万亿元。钢企如此，其他资源类企业也不例外。

　　不仅杠杆率高，最要命的包括信托贷款和公司债在内的很多负债，都集中在今年偿还或兑付：2014年第二、三季度是城投债和信托集中兑付的时间。交行金融研究中心一份报告称，2014年城投债将迎来近3500亿元的兑付高峰，尤以3、4月份到期量最高；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10.9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占比21.89%。这意味着，在偿债高峰到来之际，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去杠杆”的节奏，一旦货币政策收缩过紧，社会融资规模持续萎缩，“去杠杆”动作过于猛烈，将会引发全社会流动性紧张和债务违约风潮，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基于此，人们发现，今年以来，货币当局并没有简单关紧信贷闸门，而是通过公开市场灵活收放流动性，让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在合理适度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