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下一站”在何方？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时断时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和推动再次升温，继续深入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理论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说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未能解决的话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体系才能保持全球的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而越发凸显。”在日前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作出上述表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作用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总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稳定战后经济发挥的重要作用。吴晓灵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双挂钩”为世界经济提供了稳定的货币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功构建，也为当时各国通过合作协商的形式解决争议问题提供了典范。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也充分肯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至今仍延续的重要影响。朱光耀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结束，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牙买加体系取代，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个重要机构，继续发挥着全球性的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已不复存在了，但其影响非常大。它留给了世界三条重要理念，一是各国都认为应该避免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二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进行多边合作，这种合作体现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民主化。三是要建立有序约束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应从属于一种强有力的规则，而不是基于某国自愿。

　　金中夏还表示，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遗产”，直到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监督成员国和危机救助、宏观经济政策监督和国际收支调节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此外，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后布雷顿森林时期，而不是非布雷顿森林时期，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存在一个无形的美元区。欧元区的出现使得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走向了多元的进程。人民币是这一进程的下一阶段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

　　国际货币体系受困于“不足”

　　会上，专家们还讨论了以往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不足，即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都不会适应国际清偿能力的客观需要，最终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著名的“特里芬两难”揭示了以“两个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

　　“现在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终结，但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仍然存在中心和外围的现实。”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表示，这样的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完美的，需要优化出一个以多赢和稳定性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王倩认为，目前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职能与国家货币的职能之间的冲突。预计10年至2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会以主权国际货币为关键货币，改革主要的目的是修缮，而不是革新。

　　王倩认为，短期内能够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以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市场竞争形成对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外在约束；二是以国际经济合作与结构改革降低全球根本性失衡的程度；三是以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减少新兴市场国家对浮动的恐惧和过度谨慎型储蓄；四是加强对国际游资的全球监管；五是扩大IMF的份额并调整其计算公式，增加IMF的代表性。

　　国际货币体系革新构想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储备货币。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储备货币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长期演变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并在全球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未能解决的缺陷和系统脆弱性。

　　本次论坛上，吴晓灵提出了一个“货币锚”概念。她表示，当我们不能再用黄金制约货币发行的时候，是否可能制造一个能严肃全球财经纪律的“经济指数篮子”，作为“货币锚”来约束各国的财经纪律以及滥发货币的冲动。

　　潘功胜也指出，从一个更加长期的角度看，应该以更广阔的视野，从储备货币、汇率安排、政策协调、失衡调整、救助机制等方面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创造一个更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新体系。周小川在2009年3月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在文章当中提出了“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够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建立超主权货币在实践中面临较多的障碍和困难，需要国际社会在技术上深入地研究和精心地设计，在政治上凝聚更多的共识。为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潘功胜还表示，完善和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兼顾短期和长期、现实情况和理想目标，循序渐进。他表示，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是值得探索的改革方向，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相比，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选择，有利于分散风险。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曹彤建议，首先，全球货币体系应建立“三元本位币”机制，即美元、欧元、人民币，各国发挥相应职责。其次，全球建立核心外围的弹性汇率制度。再次，全球建立统一的货币创造规则。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应推动建立货币创造公约，约束各个国家的货币创造，约束无节制的量化宽松。第四，全球建立全新的货币机制。可否考虑在G20的框架下探讨建立全新的货币机制，更能适合新的经济全球化。

　　人民币会否成为储备货币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多角度论证了人民币未来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郭建伟就近年来人民币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来自研讨会的数据显示，在区域层面，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密切合作，共同推进了以清迈倡议多边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金融合作。在双边层面，目前中国已经与2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度达到2.56万亿元人民币。

　　潘功胜表示，储备货币多元化将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过去几年在市场推动下，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速度很快，在未来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人民币占有一席地位，业界和学界都抱有期望。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政治的稳定、中国金融改革的推动与深化是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必要条件。

　　“2009年，周小川提出了超主权货币的概念，这非常值得全世界的关注，因为体现了至少是中国人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思路。这种思想有深厚的中国哲学背景，深受中国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的‘天下大同’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中国现在也在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超主权货币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找到答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一方面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更好地发展人民币，但同时，也不放弃对于一个更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追求。”发言中，金中夏对人民币国际化与超主权货币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个人理解。牛娟娟 沈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