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信用风险上升不应止于降息

　　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持续深入等因素影响，我国部分行业、部分地区的信用风险持续上升。11月21日，人民银行两年来首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反映出货币政策已开始进行防范金融风险升级的调整。

　　实际信用风险上升

　　根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数据，截至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66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4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16%，比上年末上升0.17个百分点。2014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余额为63.3万亿元，占比为96.05%；关注类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占比为2.79%。

　　如果只从上述数据看，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似乎不特别令人担忧。无论是与国内早期还是和其他国家银行业相比，1.16%的不良率都算得上是相当温和的水平。但若做一些结构和动态上的分析，情况可能就不那么乐观。

　　首先，不良贷款数据本身或被低估。在监管当局严控风险，以及绩效考核与资产质量高度挂钩的现实条件下，银行有一定粉饰资产质量的动机。由于五级分类方法存在模糊性，在实践中一些事实上已经形成风险的瑕疵贷款(如逾期90天以内)并未被计入不良贷款，而是被暂时归入关注类贷款。从可获得的数据看，2014年以来银行业关注类贷款占比从一季度末的2.5%上升到了三季度末的2.79%。此外，实际操作中也有通过展期将原本可能发生的风险往后推移，从而将其暂时掩盖的情况。还需要指出的是，银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只涉及商业银行，并不包含超过2000家仍未改制的信用社，这些机构的资产质量一般会低于商业银行。综合以上因素推测，我们认为，目前的不良率数据或许被低估。

　　其次，局部地区和行业风险相对突出。在整体风险依然可控的情况下，部分地区企业破产、跑路的现象有所抬头。特别是在小微企业领域，由于银行大量使用联保贷款制度，一家企业违约很容易产生连带负面效应，造成风险扩散和上升。目前，周期性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以及小微企业，信贷领域风险状况尤值得警惕。更令人担忧的是，随风险成本显著上升，部分地区的银企关系明显恶化，这愈加强化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短期内难有根本性解决之道。

　　第三，信用风险持续上升且有加速迹象。2011年9月末至今，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2个季度“双升”，不良贷款率从0.9%提高到了1.16%，不良贷款余额则从4078亿元上升至目前的7669亿元。从变化率来看，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在过去三年中基本都维持在15%以上，去年三季度以来则超过20%，且逐季加快，今年三季度的同比增速达到了36%。此外，不良贷款环比增速从去年三季度以来也在迅速上升，从4%左右上升到了10%以上。如果考虑到今年以来，银行业普遍加大了坏账核销力度(根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约709.93亿元)。如果将这部分坏账计入，经调整后的增速会更高。

　　总体来看，尽管银行业整体的信用风险仍在可承受的范围。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远未结束，不良贷款持续上升趋势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扭转。预计在未来一两年中，银行业将继续受到利率市场化和坏账损失双重夹击，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

　　亟待政策托底和风险分担

　　考虑到当前风险上升主要源于实体经济转型调整，有一定的系统性特征，单靠商业性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化解，必须辅之以适度的公共政策。通过宏观政策的托底和风险分担机制创新，来降低风险成本，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具体而言，有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保持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需要在去杠杆与防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深入，部分行业、局部地区，甚至部分金融机构出现某种程度的风险，是市场化机制发挥效力的途径。因此，应允许适度、有序的风险暴露，以逐步消解经济周期中的正常损失以及前期遗留问题。但在此过程中，需要严防金融风险恶化和升级，适时、适度的稳增长措施，对防止风险扩散和扭转市场预期至关重要。当前稳增长重点不在于维持某个既定GDP增速或就业水平，而在于防止潜在金融风险升级和扩散。

　　上周五，人民银行两年来首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反映出货币政策已开始进行这样的调整。尽管存贷款利率调整不对称，短期内有压低银行净利差的可能。但从长远看，降息不仅能有效引导融资成本下行，改善企业生存环境，同时也向市场发出了积极的政策信号，对稳定实体经济以及市场预期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信用风险化解。我们预计，适度放松的政策趋向还将继续，直至风险预期得到扭转，信贷、社会融资规模恢复到相对正常的状态。

　　二是优化金融监管政策。首先，要强化对风险的管理，适时完善监管规则，将各种创新和套利活动风险纳入统一监管框架。从国际经验看，金融市场化过程必须辅之以适当的再监管(re-regulation)，方能避免出现巨大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化既非简单取消监管，也非对金融创新听之任之，而是要根据风险特征的变化，在放松原有管制措施的同时，及时建立新的监管规则。目前，众多基于监管套利的金融创新飞速发展，在规避监管、降低监管有效性的同时，制造了相当大的潜在风险。从未来看，监管当局应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银行各种创新业务进行规范，并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监管要求。此外，还应对不同监管规则(尤其是不同政策部门制定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加强协调、保持监管一致性，以减少监管套利空间。

　　其次，要进行逆周期监管创新。在信用风险上升期，加强对风险监管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过于严格的监管有可能造成银行风险规避情绪上升，加大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企业融资困难则会放大实体经济下滑的程度，反过来导致银行信用风险进一步上升，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监管顺周期效应。目前，在实践中，监管政策以及银行自身考核对信用风险的过度强调，事实上已经导致银行信贷偏紧，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借鉴国际比较成熟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在逆周期监管方面进行尝试和创新，在一些对银行行为有着重大影响的政策上(如存贷比、合意贷款规模、风险容忍度等)，根据实体经济运行的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并进行动态调整。当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差异较大，这种逆周期调整的权限，应尽可能下放到地方一级监管部门，以便其因地制宜地进行操作。

　　三是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在信用风险相对突出的情况下，风险分担机制是分散风险，降低融资门槛的重要机制。但现有的以担保、保险以及互保等方式进行的风险分担，基本都基于商业化运作，尽管能起到一些风险分散作用，但无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信用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上述担保机制大都陷入困境。破产倒闭的担保公司不在少数，而联保体系下，借款人的违约更是造成了风险迅速扩散。

　　对此，政府应考虑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创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风险损失的分担和处置。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转贷基金和风险基金，为企业贷款展期提供便利，或直接分担部分信贷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此外，在部分风险相对突出的地区，政府还积极介入不良信贷的催收和处置，在化解地区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