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降准：近渴得解远火难灭

　　春节临近，央行也为市场送上过年红包。昨日，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向城商行、农商行在内的金融机构释放数千亿元流动性。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央行选择在立春这一天释放这一利好信号似乎也在讨个好彩头。然而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愈发复杂、国内经济增长疲软的现状下，降准放水或许能让短期流动性的“近渴”得解，但经济整体下行的“远火”依然难灭。

　　时隔32个月再降准

　　据央行公告，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2012年5月18日以来，央行再次实施全面降准工具。大型金融机构由此前20%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9.5%，而中小金融机构由此前16.5%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6%。以大型金融机构为列，银行吸收100万元的存款，此前需要给央行上缴20万元，但是现在只需要上缴19.5万元。对于银行而言，能释放较多的流动性放贷。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博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这次的降准大致能释放6000亿－7000亿元的流动性。中信证券宏观团队认为，根据当前的基础货币和准备金率，本次降准大约能导致货币总量增加2万亿元以上。

　　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结构调整的能力，央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经济下行压力山大

　　去年12月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达到912亿美元，创下17年新高；人民币在近7个交易日内，6天触及跌停；外汇占款近期走势持续偏弱；银行间市场利率节节攀升。除此之外，刚刚公布的1月经济数据并不乐观，种种迹象都显示出了降准的必要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这个时候央行降准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可以保证流动性充沛。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此前银行间流动性缺口主要靠外汇占款来补血，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外汇占款开始越来越弱。此前一年新增外汇占款就能达到2万亿-3万亿元，但是去年外汇占款仅增加了8000多亿元，相比之前金融机构有1万多亿元的缺口。对于央行而言，应对这种缺口主要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资产端的工具，比如再贷款工具(PSL)，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另一个则是负债端的工具，比如降准。

　　光大银行分析师盛宏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通胀率一直在下降，预计1月国内CPI在1.0左右，2月将会达到0.9左右，经济增长情况可能还在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降息是不够的，在银根锁紧的情况下，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是无法降低，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是应该的。

　　央行昨日表示，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大水漫灌股市受益

　　昨日晚间，央行的意外降准让A股的市场投资者着实兴奋不已。在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看来，央行降准的举措对当前震荡调整的股市是及时雨，有利于大盘蓝筹股引领指数再次反弹。“特别是金融、地产板块，尤其对银行股形成直接利好。而金融板块的上涨将直接带动指数上行。”杨德龙说。

　　而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少君也认为，降准为股市后市上行打开了空间，更为以后的慢牛市场打下了基调。“目前市场的风险偏好在加大，此前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而前期监管手段、市场过快上涨担忧导致流动性下滑，从而影响了股市上涨的动力。”李少君说。

　　实际上，受民生银行黑天鹅事件、墨西哥高铁搁置以及市场恐慌性抛盘影响，上证综指近期表现一直不佳，近7个交易日累计下跌了6.18%，昨日收于3174.13点，下跌0.96%。在北京一位私募人士看来，在降准利好的刺激下，今日沪深两市指数大涨是大概率事件，而本次降准的利好效应有望持续到春节前。

　　而在利好股市的同时，杨德龙还认为降准对于债市也具有利好效应。“对于债市将增加资金面宽松的局面，降低市场利率，所以也同时利好债市。”杨德龙称。

　　降准猛药疗效几何

　　近期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并不乐观。2015年1月制造业PMI为49.8%，连续5个月下跌，为2012年10月以来首次跌入收缩区间。但降准真的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力挽狂澜吗？在北京商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分析人士眼中，降准并不是万能药。

　　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指出，近期商业银行普遍面临存款流失、负债管理趋紧、个别银行甚至出现存贷比考核告急或流动性不足的情况，而降准有助于商业银行更好地管理负债和流动性。降准释放的可贷资金是否能够真正流入到实体经济要取决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和信贷政策。

　　刘煜辉表示，降准并不是一种刺激经济的工具，对于经济下行的现状缓解不了多少，主要能缓解银行惜贷行为，但是银行现在的风险偏好已经发生了改变，降准并不会促使银行来放给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高风险行业。

　　在他看来，现在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传统的降准和降息需求端工具已经起不了太大作用。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从需求端入手，而是从供给方入手，比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刚性兑付问题，解决国企部门低效率问题。现在也有很多工作已经开展，比如国企改革和财税改革解决低效率、慢慢开始打破刚性兑付以及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但是这些工作需要损害已有部门的利益，并不好开展，因此也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岳品瑜 董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