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设立专门的金融法院或证券法院

　　全国政协委员、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在今年两会提出，在上海设立专门的金融法院以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司法保障。虽然桂敏杰提议的金融法院，其外延比之前人们建议的证券法院要广，不仅涵盖资本市场，也涵盖金融市场，但金融法院与证券法院这两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强调相关诉讼的专业性，因此笔者在此主要分析只围绕证券问题展开。

　　设立证券法院是基于证券市场专业性和特殊性的需要，若由地级甚至县级地方法院来审理此类案件，地方法院是否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令人担心。这方面无需再多言。设立专门证券法院，更是破除地方司法保护的需要。最近有个案例非常典型，新三板发生一起乌龙交易案，华恒生物公司一股东将市价20多元的股票误以1元/股价格卖出，被3位投资者“捡了漏”，当事方由此发生诉讼，原告认为交易损失发生地为“华恒生物”所在地，因此起诉至长丰县法院；但被告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该案应由被告所在地也即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管辖审理。双方之所以围绕管辖法院发生争议，根本原因在于互相担心存在地方司法保护。事实上，《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地域管辖制度，比如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样被告具有人情关系网的“天时地利”，人们担心法院在审理本地被告和外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可能存在地方本位主义，难保司法公正。

　　对于涉及刑事的证券案件，同样可能存在地方司法保护问题。按《刑事诉讼法释义》第24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而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但证券市场作为虚拟市场，被告的犯罪行为发生地在哪里？这方面或有不同认识。证券市场与实体经济有很大区别，物态上可看成是由股票交易所、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股票登记结算机构等构成的有机系统，它的资金流则牵扯到全国各地投资者，因此证券市场犯罪行为发生地，理论上最为接近的或许应是交易所，或应由交易所所在地的法院来审判。但现实中，涉嫌证券犯罪案件多是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来审判，证监会认定的一些证券重案被地方法院意外轻判，地方保护的严重后果不言而喻。

　　现实中，由于证券发行交易网络覆盖全中国，证券市场跨省越区，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全国一盘棋”，证券市场涉及全国广大社会公众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将证券案件的管辖权赋予地方法院有点近乎儿戏。在美国，证券民事诉讼方面，联邦法院对涉及证券交易法所规定的责任的诉讼有专属管辖权；当然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拥有违反1933年证券法第22节(a)款和投资公司法第44节之规定所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同时管辖权，但大多数这类诉讼都在联邦法院提起。对于涉及证券犯罪案件，联邦管辖权也占据绝大多数。或许，只有最高级别的法院或者专业法院，才能堪当维护证券市场最后公平防线的重任。笔者赞同一些学者建议，在上海等地成立证券法院和证券检察院，直接对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负责。

　　其实，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司法改革已经有了勇于实践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知识产权法院就是一例。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截至2014年12月28日，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均已正式挂牌成立。根据该《决定》，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三年内，可以先在所在省(直辖市)实行跨区域管辖，比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司法辖区将跨越广州市，涵盖除深圳外的整个广东省，这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知识产权法院专门独立出来，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证券市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私毫不比知识产权弱，设立单独的证券法院的必要毋庸置疑。法治是证券市场善治根基，证券市场对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有更高的要求，目前证券市场的发展明显受到旧有的司法体制桎梏，迫切需要司法体制方面的改革予以配套。笔者相信，只要按照实事求是原则推动证券市场司法体制改革，必然会产生一些具有标志性和借鉴意义的司法经验，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司法体制向更加公正、更有公信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