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期待政策共振效应 加强社会公众预期引导

　　后国际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治理实践表明，政策刺激并非万能，却不可或缺。虽然今年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从相关部委与媒体沟通情况看，当前我国政策储备比较充分，只要应对得当，应该能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考虑到当前政策执行边际成本出现上升迹象，在政策措施出台时，要充分考虑政策出台与微观经济主体自觉行为共振效应，从而提升政策执行效果，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必须关注政策共振效应

　　后国际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治理实践表明，经济政策刺激效应递减，主要表现在政策刺激效应期缩短和政策刺激成本不断上升。当然，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不能忽视政策刺激未能有效引导微观经济主体顺应政策刺激行事，可能会是一个重要原因。理性预期并不仅仅在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出现。凡是市场经济，理性预期或多或少出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自觉行为之中。在经济增长前景并不明朗，或者说宏观经济增长动力尚未恢复时，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及其效应相当程度上被微观经济主体的自觉行为所抵消。在住宅供求矛盾未根本缓解情况下，抑制房价上涨的政策意图被投资者理性预期所冲销，使得政策效应大打折扣。因此，提升政策刺激效果必须要高度关注微观经济主体理性预期。

　　在市场经济，政府和其他投资者既有合作又有博弈，减少博弈增进合作，将是提升政策共振效应的主要途径。这就需要政策制定部门站在微观主体的角度来研究政策措施。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政府经济调控对象事实上就是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了解他们的经营困难，了解他们的经营策略，才能真实掌握问题症结所在。而这种了解，必须要深入到最基层，必须从实践出发，才能掌握全貌。闭门造车，蜻蜓点水，都不是实事求是。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倾向。今年3月末，政府为稳定住房消费，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措施，促进住宅库存消化。但这些政府刺激政策被少数微观经济主体解释为住宅价格上涨前奏，反而可能会阻碍了政策刺激效应释放，值得高度关注。可见，站在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多重要。如果数据来源广泛，那么运用模型还可以估算政策刺激的期望效果，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

　　加强社会公众预期引导

　　预期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主要参考因素。加强预期管理，实际上是引导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与政策引导方向形成共振，从而减少政策出台与执行过程中的阻力或成本。我国高度重视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各部门均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政策出台时及时进行政策解读，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加强社会公众预期引导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在旧刺激政策效应未充分释放前就匆匆用新政策来替代。这样一来，不仅未能有助于政策实施效果，反而可能会扰乱社会公众预期。

　　当前要高度重视引导社会公众稳增长预期。在宏观经济下行过程中，维持微观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确实不易。减少消费、减少投资，符合经济下行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理性。但如果任由市场主体这样发展，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增加。提高微观经济主体投资消费，就必须要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利益，看到美好发展前景。政府让利是一方面，关键还是要优惠政策真正落地。要建立示范效应，大力宣传顺应政策引导盈利的典型例子。通过示范引导，鼓励微观经济主体稳定宏观经济增长信心。

　　政府政策出台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反而应该是起点。这些年我国出台了多少政策，但政策执行效果却没有定期跟踪与评估。只有对政策执行效果有效评估，才能发现问题在哪里，有什么改进措施。事实上，政策与微观经济主体反应存在反馈环关系，只要建立积极正向反馈环，政策效果可能会取得积极效果。因此，有必要定期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让政策真正落地、接地气，及时根据政策执行效果进行预调和微调。

　　需要坚定稳增长信心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很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应该坚定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即使是一季度7%的增速，在全球也属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庞大，继续过去两位数以上增长并不现实，但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将给我国经济增长新的支撑。一季度出台包括稳定住房消费政策在内的政策措施，其效应将在二季度逐步释放。服务业比重由2013年的46.9%上升至今年一季度的51.6%。我国新登记注册企业数增长38.4%，新能源汽车增长50%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未来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可能性非常大，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坚定我国经济发展的共同信心。

　　经济发展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结果，也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经济发展并不仅仅属于政府公共职能范畴，而且也是市场主体份内之事，加强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合作，减少相互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策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