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养老金并轨是公务员工资改革必要条件(11)

　　按照“无利不起早”思维定势，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说出这种担忧，也就是提醒政府依法行政，修正和约束自己，严防在此过程中出现违背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

　　其实，这种情况中央已经考虑到，相关改革已先行一步。2010年，国家完成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通过卫星遥测和地面数据将全国国土分为四类，禁止开发、限制开发、调整开发和重点开发。在这之后，国家实行史上最严厉的国土保护政策，并运用卫星遥测技术实施全面监控，土地的任意开发在管理技术上已经不容易了。

　　此外，已经开展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使宅基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而非村社集体财产，这是防止借户籍改革之名剥夺农民权益的另一种保障。

　　但仍有一层担心：在新一轮户籍改革、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会出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所批评的“肠梗阻”现象。处于中央政府和基层群众中间的省地县三级相当一些领导干部，对上未必有中央领导人那么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对下又没有基层群众那么迫切需要改变的诸多困境，容易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变成“为官一任，安全转岗”，很可能既不为群众利益得罪上级，也不为上级任务得罪群众，而是用最保险的“随大流”来应付任何改革。

　　户籍改革要建立的是“国家依法规范、区域市场调节、个人自主抉择”的迁徙自由格局，而不是“哪儿公共福利好我就住哪儿”的迁徙自流局面。因此，科学发展的城镇化，需要国家以政策牵引、法律规范、行政协调下的迁徙自由，既不是个人简单追逐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而四处流徙，也不应当是地方政府“做大做强城镇”而征地扩张，更不能用“征地给住房、转户口给社保”等方式变相驱赶农民进城。

　　事实上，城市越大，郊区尤其是近郊区农民大多已经不屑于、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地方政府恐怕很难再走以前的老路。迁徙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公民个人选择权，不属于政府公共管理权限范围，依法治国的中国，不好再用行政手段直接转人家的户口。

　　此次户籍改革中不乏协调政府与公众关系的表述。政府多控制自己、少管卡压公众，政府该做、能做的是城市布局、投资走向、产业转型、环境整治等等，而不是动辄设置门槛对公众到哪里去、住在哪里、谁能随迁等民事活动实施管控。

　　事实上，特大城市的户籍人口，绝大部分是根据政府文件精神、进城条件严格审批的。如果说这些城市人口多，只能是非户籍常住人口多。但问题是，非户籍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市合法打工而生存至今的，只要本市还需要这些劳务，就谁也赶不走、挤不出他们。

　　一方面，正因为有数以亿计的非户籍人口跟工人同样劳动却拿农民的工资、为本地贡献却不享受本地公共服务，才造就了加速城市化、飞速现代化等等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中国奇迹”，因此，稍有头脑的城市管理者，谁会真的去严格控制本城市的非户籍人口规模呢？

　　另一方面，前三十年里，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从来就没有控制住过。既然如此，干吗还要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控制，谁又能真正控制得住？

　　这次改革的要害是处理好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关键是分清中央与地方、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权利关系，基本思路还是30年改革中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谁有病，谁吃药，谁的孩子哭，谁抱走”，既不能推诿责任，也不要越俎代庖。

　　此次户籍改革的特征是整体综合的系统性，各部门如果继续站在自身立场各说各话、各做各事，改革就会口惠而实不至，就会走过场；如果再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加速城市化而拖延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政府的“三个一亿人”目标就很可能打水漂，改革就会彻底失败。

　　(口述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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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改迟滞不前的原因，首先在于利益关系固化，一些国内外医药企业通过商业贿赂，把高价药塞进医保目录，甚至出现了专门帮助药企将药品列入医保目录的公关公司。一些医务人员出国旅游、培训、子女上学，都由医药代表一手安排。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利益链不打破，一切改革措施都会被抵消

　　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江宇

　　2014年，是医改徘徊的一年。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难以避免的现象。好比登山已经度过了开始阶段的兴奋，感受到了疲劳，进入到了爬坡上坎的艰难阶段。

　　医改方向分歧

　　如果说，2014年是“医改徘徊年”，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理论上，主要是对已确定的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医改方向，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另起炉灶”的声音。自本世纪初酝酿本次医改以来，一直就存在着政府主导、公益性方向和市场主导、多元化方向的争论。2009年中共中央6号文件确定了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方向，但是争论并未停止，而是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

　　2013年底以来，一些主张医改应重回市场化道路的声音逐渐增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包括：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放权让利，医疗当然也是如此。第二，现在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力不从心，不可能再拿出大量资金。第三，2013年以来，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鼓励健康服务业发展、鼓励商业保险(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为名义)发展、放宽社会资本办医限制、放开非公立医院服务价格、严格限制公立医院发展的政策。特别是2013年11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下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取消药品政府定价，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这些做法，无一例外地向市场传递出“医改方向要变了，要另起炉灶了”的信号。以至于2014年的一段时间，投资医疗服务业、圈地盖楼买医院、举办高端医疗，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热点。

　　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观点则针锋相对。他们指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不能只讲市场的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就更不用说医疗等民生领域了。在医改所有的措施中，发展社会办医、搞健康服务业，只是锦上添花，而公益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雪中送炭，健康服务业只是医改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主体，更不能替代医改的地位。还有观点认为，发改委因为反腐败就取消药品价格管制，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不负责任的懒政行为。

　　2013年，在健康服务业新政的刺激下，医疗领域的投资十分活跃。这对于增加医疗资源、提供多元化服务、满足老龄化和高端人群的需要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科学、不理性的乱象。市场一度过于乐观地估计医疗服务业规模，依据是：美国的卫生总费用达到GDP的18.5%，欧洲也达到10%以上，2020年中国GDP达到90万亿元，按10%计算卫生总费用就是9万亿，对比现在的3万亿元，还有6万亿元的增长空间，许多资本就是看着这一空间而跃跃欲试的。但实际上，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正是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企业成本提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并没有条件承担这样高额的费用。一些投资者把买医院、炒地皮作为挣快钱的手段，还可能带来新的经济风险。

　　针对改革方向的偏差，医疗卫生领域的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萧庆伦教授专门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直接警告“中国医改可能触礁”，他指出，“医疗私有化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若私立医院的诊疗人数所占比例从当前的10%升至20%，将加剧医疗服务质量的贫富差距，这与先前向全民提供更平等医疗服务的政策宗旨相违背。”他批评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幼稚地把医疗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医改推进迟滞

　　除了指导思想和方向上产生分歧之外，医改的实际工作进展不快，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缓慢，迟迟难以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