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午宴激辩中国新角色：创新改革关乎全球稳定

　　9月10日中午，2015年夏季达沃斯会议期间，腾讯投资家俱乐部举办了一场以“尖峰时刻——全球经济动荡与大国博弈”为主题的午宴。来自政府、国际投行、世界五百强企业、学术机构的2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探讨在全球市场波动背后的经济格局博弈，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扮演的新角色。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野村证券总部副社长岩崎俊博、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任克英、摩根大通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等分别进行了主题分享。

　　2015年已过三分之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一场世界为之瞩目的起伏。与此同时，全球货币政策分歧逐渐加大，经济难觅增长点导致担忧情绪不断叠加，尤其在近期，被恐慌笼罩的全球投资者，将全球的不安，指向了增速放缓的中国。

　　参与午宴讨论的嘉宾认为，中国不是动荡之源，而是全球稳定增长之本。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联储加息预期日益强烈的背景下，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但中国自身改革进程，已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如何适应新的全球动荡环境、开启更高层次的大国博弈，对中国来说，并不轻松。

　　全球话语权争夺战开启

　　过去几个月，中国股市和汇率市场的波动，引起了全球关注，因为这一波动罕见地影响了全球市场。

　　刚刚受邀参加完全球央行行长会议的李稻葵称，在央行行长会议上，多个国家，将金融动荡的责任指向中国。李稻葵认为，中国并不完全是动荡之源，这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一场话语权之争。

　　他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向好，“政策弹药”充足，其他国家的担忧，只是新的世界格局下，不同板块之间的碰撞。此次人民币贬值，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说明，人民币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准国际货币。

　　而全球实际的动荡，更大程度上，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难脱干系。

　　李稻葵称，在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央行行长，都表达了他们的共同的期许，希望美联储在考虑货币政策时，能够更多地考虑美国之外的经济体恢复情况。

　　他认为，在内外压力下，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在下降。不过同时，他也表示，美联储加息仍是大势所趋，以半年为窗口的话，加息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来自美银美林的任克英指出，“美国四次量化宽松成就，不易得来，如果匆忙加息会带来巨大后患，重蹈1937年覆辙。”

　　193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和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恢复到昔日的健康状态，并担忧财政和货币刺激过于宽松。但随后开启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却触发了1937年的经济大衰退。

　　美联储将在本月17日召开新一轮的议息会议，在美联储面临关键决策之际，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都曾经在公开场合呼吁联储不要急于加息，以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任克英强调，美国经济是否承受联储加息的冲击应存疑。虽然美国股市在联储的四轮量化宽松中表现抢眼，但是实体经济却难觅增长点。在油价下跌之后，居民收入的增加并没有转化为消费。

　　任克英指出，美国人开始存钱，银行的储蓄达到1.3万亿美元。这才是美联储迟迟不能下最后决定，进行加息的原因之一。“因为消费没有想象得那么好，同时通货膨胀没有超过警戒线。”

　　中国资本市场亟待成熟化

　　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市场动荡罪魁”的嫌疑基本排除，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确实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这次中国的股灾，给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来自野村证券的岩崎俊博表示，改革中国证券市场，不但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利，对全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也非常重要。

　　岩崎俊博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症结在于，尚不够成熟。

　　他建议，中国进一步放开对外资券商的限制，把外资真正地引到中国市场当中，成为市场的一份子。他从历史经验出发指出，只有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进来，市场才能更加稳定。

　　面对中国股市近期的波动，岩崎俊博表示，已经感受到投资者产生的悲观情绪。他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成熟，他希望中国政府能有所作为。

　　他指出，除了放开对外资券商的限制，中国政府还需要培养优秀的机构投资者，加速企业IPO制度的相关改革，跟进金融跨行业监管的潮流。

　　摩根大通的李晶同样认为，提高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份额，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但她认为，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任务，这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是十年的时间，才能把机构投资者的份额提高。”

　　国企改革的希冀与尴尬

　　无论是适应新的国际角色，还是建设稳定的资本市场，改革都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成为2015夏季达沃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然而对于混合所有制的前景，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在腾讯投资家俱乐部达沃斯午宴上表示，“个人一直不特别看好”。

　　朱宁表示，在进行股权混合所有的时候，民营资本希望，获得更优质的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希望，尽可能甩掉包袱，或者通过引进民营资本，来化解现在的困难。在财务角度，双方很难找到双赢的途径。”

　　在朱宁看来，真正可行的路径不是所有制的改革，而是整个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将涉及更核心及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转变。

　　岩崎俊博分享了日本政府在1980年代进行国企改革的经验，“利用证券市场的发展，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路程”。他指出，日本政府在改革过程中不断降低自己对公司的控股比例，最后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改革。

　　在日本这一轮民营化改革中，包括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日本国有铁道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都进行了改革，提高了金融效率，改善了企业收益。

　　不过朱宁认为，日本的方式，对中国市场不一定完全适用。在国外，国企更多是从财务角度来定义，指国家通过不同形式持有企业部分股权或控股股权。然而在中国，不仅是从财务角度定义国企，国企还指需要承担重要的社会职责。他建议，“国有企业，需要在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新型城镇化的遐想

　　除国企改革外，城镇化改革，一直被视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受到广泛关注。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李铁，认同城镇化改革的作用，但他认为，旧的城镇化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如何创新城镇化模式，是摆在眼前最现实的问题。

　　他指出，改革开放30年，政府和企业共同为了赚钱，推动了经济增长。其中，由于政府过于强烈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使得经济发展出现失衡。财政收入被房地产绑架，资源配置效率地下，造成腐败滋生，这种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严重挑战。三十年双驱动的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高速增长，带来了城市面貌的变化，但是也带来了现在所面临着的危机。

　　他指出，地方政府的转型并非易事，“王健林可以跳出来，向轻资产转化，地方政府怎么跳啊？债务在这儿放着呢。”

　　但他认为，虽然现状不佳，但城镇化前景仍向好。中国仍有近一半人口居于农村，未来还要进行空间大挪移，大挪移会带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另外，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城市发生巨大变化，变化还没有结束，应该加强轨道交通，放大核心城市的辐射效用。 同时保障机制和价格机制放开，让大挪移带来的新增城市人口，能有较低的生活成本，这种吸引力能加速城镇化进程。

　　他指出，随着新一届政府在反腐以及国际问题上取得成效，企业的活力、中小城市的活力、民间的活力，甚至土地的活力将得到释放，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未来的面貌。

　　李铁认为，中国转型遇到的困难期，只是暂时的，关键是不要出错牌，只要各类投资，从投机转向于创新、转向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