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正在挺进“货币精英俱乐部”(2)

　　张明：这将有利于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中国政府、金融机构与企业到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将更加容易，发债成本更低；也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汇兑成本与汇率风险。

　　郭实·诗拉巴猜：目前，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各国央行不能把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并向IMF报告。人民币“入篮”之后，这个限制将被取消，届时，各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需求也会增加。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人民币“入篮”将激励中国政府加快一系列改革的进程，在倒逼机制下制定具体时间表，包括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汇率灵活性等，中国可以把这次绝好机会作为杠杆，撬动国内改革。

　　李志刚：短期来看，中国很可能将把人民币“入篮”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催化因素，尤其是在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体制改革方面，将会更积极推动国内利率自由化和资本市场改革。

　　张明：目前，SDR仅能用于IMF与成员国之间的官方结算，私人部门的使用寥寥无几。人民币“入篮”有助于提高SDR的代表性，增强国际社会对SDR的关注，从而扩大SDR在各领域的使用。

　　蒂姆·康登：人民币“入篮”后，其他篮子货币必须给人民币腾出空间。我们预测，人民币在SDR中能获得9%的权重，而这主要是由欧元、日元和英镑让渡给人民币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人民币“入篮”后，肯定会削减美元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货物和服务)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的使用份额。

　　张明：如果认为人民币“入篮”就能显著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显著提升人民币的地位，这种看法无疑是天真的。从国际金融演变的历史来看，货币权力的变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

　　杰弗里·弗兰克尔：人民币“入篮”后，短期内对人民币本身不会有太大影响，也不会显著影响美元、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各国中央银行将会减少目前持有的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数量，相应增加一些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这将有助于增加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也可能带动人民币小幅升值。

　　艾西亚·格罗西亚·海诺：目前，全球各国央行的国际储备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以人民币的形式储备，而且SDR的国际储备存量在全球储备资产总量中的占比很小，不到3%。因此，即便人民币“入篮”，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央行仍不会增持人民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持有，也并不一定会在持有SDR货币篮子所需的人民币之外，持有额外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

　　各国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需求，最终将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首先，人民币的购买力长期保持在中等水平；其次，人民币在离岸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保持开放，不进行资本管制。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竞争力，前者是不难做到的，后者则需要中国政府付出更大努力。

　　张斌：决定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一是中国的资本项目能否开放，二是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三是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即使三项因素都具备，国际社会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接受人民币计价资产，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长期来看，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人民币的过程将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一次巨大变革，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逐渐受到冲击。中国也将不得不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接受更多的国际规则，参与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事务。

　　张明：未来10年内，如果中国能做好以下三件事情，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就有望明显提升，成为超越日元与英镑的全球第三大货币：第一，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维持在6%—7%；第二，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发展壮大；第三，中国经济可以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国政府能否练好“内功”，利用当前的时间窗口，真正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才是真正决定未来人民币前途与命运的关键所在。 皮特·鲍泰利：长远来看，国际货币体制将趋向于形成一种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基础的三足鼎立的体制，将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具稳定性。

　　对国际货币体制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对全世界有利。但是，有关各方如果不能就如何、何时进行体制改革达成协议，改革进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被大量使用，也许还需要等待好多年。

　　郭实·诗拉巴猜：以往经验证明，SDR篮子货币的权重与其所属国在SDR货币成员国中的贸易权重高度相关。因此，人民币“入篮”后，它的权重可能在10%左右。在目前四种SDR篮子货币和人民币当中，中国的贸易权重大约为22%。如果我们把欧元所占权重与欧盟贸易权重的贴现因子应用到人民币和中国贸易权重上的话，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可能达到14%左右。考虑到截至2014年底，SDR的总量为2040亿，人民币“入篮”的直接影响应该十分有限。

　　各国央行之所以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资产，部分是考虑到美国主权债券市场的规模，因为各国央行也希望从货币储备投资中获利。历史数据显示，美国国债的规模可以解释全球美元外汇储备数量的96%。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才能使作为储备货币的人民币获得与美元同等的吸引力。

　　取代美元的地位可能也不符合中国的近期利益。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如果中国过于激进地希望取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就难以确保其在美国国债中的投资收益。

　　中国应如何努力使人民币“入篮”？

　　谢怀筑：未来，央行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为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便利；第二，推动人民币跨境融资、特别是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的便利化；第三，扩大和推广个人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业务；第四，支持在岸和离岸推出更多人民币金融产品。

　　涂永红：应尽早构建包含短期、中长期在内的全期限的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汇率形成机制要充分市场化，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建立起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机制。人民币“入篮”后，国际需求规模扩大，主体更加复杂，如果出现大规模热钱冲击或系统性风险，央行应该有相应的风险管理手段和“熔断”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张斌：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是增加人民币国际吸引力的重要保障。当前，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最突出也最迫切。在这项改革有实质性突破之前，资本项目开放很难有大的进展。

　　皮特·鲍泰利：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部门自由化和减少资本账户限制等。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经济体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对资本账户开放过快，具有真正的风险。因此，中国不求做得快，但求做得对，决不能仓促实行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

　　查尔斯·韦伯罗斯：人民币“入篮”并非没有成本，中国将需要做出一系列承诺，例如，要支持IMF发放人民币贷款，接受外部货币创造等，对外国的人民币负债也会大幅增加。中国也要为人民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负责，现在美联储也在承担着相似责任。

　　人民币“入篮”后，可能会出现两个乃至多个国际货币并存的情况，到时，投资者或清算行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在两个或多个货币之间不断调整，这些货币的货币当局都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就会面临不稳定性风险。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美元和英镑两个“巨头”共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与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合，美英两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合作缺失，让情况变得更糟。将来，中美两个大国的货币当局之间应该紧密协作，避免这种情况。

　　因此，人民币“入篮”后，可能迎来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只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比如中国政府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央行给公众和市场提供了确定性，才能保证人民币的地位。

　　李志刚：中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在G20国家中依然偏低。适当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既可消除人民币“入篮”的技术障碍，也利于打消部分国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提要求的可能。同时，提高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质量，才能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美元之所以能拥有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仅仅源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还有国际投资者的信任。日本、瑞士、英国，特别是美国都有强健的制度性框架或政治制度来确保本国货币的安全性，例如，能对国内情况作出迅速反应的政治制度、独立的央行、可信赖的能够约束政府并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性框架能够左右投资者对一个国家或货币是不是安全岛的判断。因此，人民币要成为更多央行的储备货币，就应该不断增加它的安全性。

　　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推动相关改革，例如，在股市里建立更好的机制和纪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市场的改革应该有更好的监管框架、更好的公司治理标准和会计审计标准、更好的公司治理透明度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框架来支持，这些都是使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人民币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中国能否建设强健的金融市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金融工具，并使这些金融工具处于恰当监管之下。

　　(本报记者暨佩娟、张志文、俞懿春、刘栋、张朋辉、王如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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