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群屡成公共安全威胁 一味刚性执法难奏效

　　当刚性的执法手段和执法准则被用于那些特殊的社会人群时,已经出现了种种“不适应症”,如果再加上执法人员戴上了有色眼镜,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可谓是有害无益。

　　只有基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这一基本理念的刚柔并济的执法和综合性的管控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王重(化名),南方某地一名派出所所长,曾经亲手办过这样一起案子:一个杀人凶手被捕时神智清晰,关押时也有理智,按说是应该负有刑事责任的,但是到了法庭上要判决时,突然发病了。

　　“当时法院裁定诉讼中止。结果是在看守所关了好几年,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公安机关也不太好处理,甚至一度考虑将其放出去。”王重说。

　　王重遇到的这个棘手案子,事实上正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特殊人群的社会管理”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有几类人群,对于收监来说具有一定的困难。”王重说,这包括,精神病人、传染性疾病、尿毒症、艾滋病等等,“这些都是很难治愈的疾病,病人有时会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或者很容易产生暴力行为”。

　　对于特殊人群,他的总体感受是——“破罐子破摔了,常规执法手段对这部分人不具有威慑力”。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同样注意到,当刚性的执法手段和执法准则被用于那些特殊的社会人群时,已经出现了种种“不适应症”,如果再加上执法人员戴上了有色眼镜,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可谓是有害无益。

　　来自基层的执法人员以及有关专家均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只有基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这一基本理念的刚柔并济的执法和综合性的管控,才是管理好特殊人群的根本之道。

　　对于特殊人群的犯罪行为,一味刚性的执法已经难以应对

　　今年上半年,国内多个城市曾发生精神病人行凶伤人的案件,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问题一时成为社会热点。

　　“对精神病人进行社会管理是很有意义的。在现代化社会,尤其在这种快速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心理压力也相应增大,所以往往过去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龚维斌教授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龚维斌认为,要对精神病人进行相关的界定,“精神病人也分为好几种类型,在定义与界定上需要确定相关的标准,这是我们首先需要研究清楚的。对于真正重度的精神病人,就需要将治疗工作加入到社会管理中来。如果涉及到在医学标准上一般的精神病人,他可能属于偏离正常的轨道,但是又不至于对社会有危害的,就需要进行社会心理工作,进行相关的辅导治疗”。

　　“其实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精神病人这一群体,更应该关注现代人心理健康与精神健康。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比如说最近发生的富士康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人群心态的扭曲。对于多数不能称之为精神病人的、但是又存在心理疾患的人群,需要我们更多的社会关注与社会管理。”龚维斌说。

　　王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他还接触过一个尿毒症病人,由于久治不愈经济困难,加上没有借到钱,进而对社会不满,企图焚烧加油站。

　　“接警人员赶到时,火已经烧起来了,事后经统计损失78万元。还好没有引起爆炸,不然就要被定性为特大恶性案件了。”王重说,由于服刑人员有尿毒症,在收监上也比较困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病人就去世了。

　　在王重看来,吸毒人群由于自身以及社会的种种原因也同样被“特殊化”了。

　　“我给他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丈夫吸毒一天需要100元到150元之间,妻子也大致需要这个数目,一个月加上生活费至少要1万元。”王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他曾经办理过一对吸毒夫妻的案件,其中丈夫没有从事任何工作,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偷摩托车,被抓了好多次,由于有艾滋病,无法正常收监。“一台电动车多则800元少则500元,一个月需要偷多少台车才能维持吸毒者正常的生活?”

　　“还有一类人由于吸毒过度,导致肝脏出现严重问题,于是就躺在家里贩毒。这类人处理起来就更麻烦,关又不能关,要送到法院去判刑还得动用好几个干警抬着走。”王重说,判完之后,这类人往往回到家里继续贩毒。

　　对于特殊人群的犯罪行为,王重深深地感到,一味刚性的执法已经难以应对。

　　王重曾经与上级领导探讨过在当地建立一所类似于过去管理麻风病人那样的综合性医院来收治特殊人群,但仍感到困难重重。

　　“这样的探讨在国内也算比较超前了,但存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根据刑法规定,患有一些疾病的犯罪嫌疑人是不能关押的,包括判刑了也不能服刑；其次,特殊人群如果被强制关押,一旦出了问题就会非常麻烦。很多病人或者服刑人员家属在收监的时候没意见,可当出了事,就会找到执法部门索赔；最后,这类医院的医护人员从哪里来,他们无疑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么是派专职的警员还是其他人?”王重说。

　　一些执法人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特殊人群,使得执法偏差屡见不鲜,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效果

　　一方面是特殊人群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多元化,另一方面,因为一些执法人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特殊人群使得执法偏差屡见不鲜,让不少社会问题进入了恶性循环。

　　“近年来,男同性恋的艾滋病感染率逐年上升。权威部门的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4.9%,有些地区高达15%至20%。酒吧、浴池等室内场所及户外场所的干预工作非常严峻。由于不了解这一人群的行为与心理特征和需求,侮辱、歧视同性恋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针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干预工作往往缺乏实效。”国内性别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荣维毅说。

　　一位同样来自基层派出所的所长谭猛(化名)说,“工作中遇到同性恋的问题越来越多”,不知该如何解决。

　　据了解,在基层“防艾”工作中,因为不了解等因素导致执法出现偏差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具体的条款要求娱乐场所必须以张挂“防艾”宣传品、置放安全套营销设备和提供安全套等方式承担“防艾”的社会责任。

　　公安部也在2005年以通知的形式作出规定,要求各地各级公安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以发现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依据”。

　　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中医药临床研究与评价中心”的研究人员刑建民说,上述规定和《艾滋病防治条例》共同以法律调整的意义开放了在艾滋病干预工作中实施“全社会动员”方针的合法性,推动着“全社会动员”的务实和深化。

　　“但是,各地都有反映,基层执法机关以及具体工作人员并不了解或者不在意上述的法律调整。”刑建民说,基层民警在执法时,往往会对男同性恋人群防艾志愿者或相关娱乐消费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的艾滋病干预活动进行限制、干涉,甚至以此作为鼓励发生“色情”活动的依据,对相关人员进行扣押、询问、罚款。

　　事实上,有很多执法人员对同性恋人群都有“异常”的反应。

　　一家同性恋艾滋病干预组织的负责人说,他与当地疾控中心联手建立的同性恋网站被黑客攻击之后,许多同性恋患者的资料丢失,引发了当事人的大范围恐慌。但是,在赶到当地执法部门报案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这些同性恋,让你们搞网站就不错了,黑了就黑了呗,还想维权?”

　　许多地区的财政是吃饭财政,拿不出专项经费对特殊人群进行社会管理

　　一直工作在执法一线的谭猛则认为,对于特殊人群进行社会管理时政府是不能缺位的。“现在很多时候政府缺位的首要原因是认识不到位。有的领导认为下岗职工、残疾人、失学儿童的问题还未解决,哪里有钱去解决那些特殊人群的社会管理问题?只有政府高度重视特殊人群的社会困境,充分认识特殊人群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充分认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特殊人群暴力犯罪的社会问题”。

　　“政府缺位的另一个原因是资金紧张。许多地区的财政是吃饭财政,拿不出专项经费对特殊人群进行社会管理。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往往是在发生了特殊人群暴力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才从有限的资金中挤出少量资金进行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谭猛说。

　　谭猛认为,应把特殊人群的管理当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齐抓共管。对特殊人群应设立三道防线,做到两个到位。“卫生系统是第一道防线,负责基本卫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疾病的基本治疗；第二道防线是民政系统,他们为经济上困难的特殊人群提供义务救助；公安系统则是最后的防线,遇上特殊人群犯罪情况,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性的义务监督和强制治疗。”

　　“两个到位是监管到位、追查责任到位。派出所、居委会应加大监管力度,做到情况清、底子明。把有暴力案底的特殊人群作为重点人口管理,对特殊人群逐一进行登记、核查,督促监护人对其约束、治疗,并成立由派出所、居委会、监护人组成的监护小组,与重点人员家属签订安全责任书；工作落实不到位,发生恶性案件后,实行倒查制度,追查责任到位。”谭猛说。

　　“加强对特殊人群的社会管理体现了我们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求我们对每一个个体权利进行保护与尊重,特别对于社会的特殊人群、弱势人群,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忽视。”龚维斌说。□视点关注 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游垠 本报通讯员吴昱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