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早报：开胸、断指以后，下一次是什么

　　8月1日下午，4名原湖南省宁远县水利水电局的正式在编职工，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以此证明自己并未旷工。断指之后，湖南省电力局、公安局领导对他们说，谁不妥协谁就去劳教，4个人不妥协就4个都去劳教。

　　(详见本报今日A12版)

　　对于这4名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劳动纠纷的是非曲直，我不敢妄加判断。但是看到他们在与单位协商无果后，先后走了劳动仲裁，司法诉讼的程序，尤其是在败诉之后，仍选择了上访，我却可以断言，他们还算是相当理性的维权者。悲哀之处或许也正在于此：当一群理性而克制的维权者最终都不得不选择“断指”这种过激的方式表达诉求的时候，那将意味着什么？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该走的路都走了，告都没地方告了”，4名维权者的独白，或许才是比“断指”更可怕的现实。自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证清白”等标志性事件被舆论聚焦，并取得相当圆满的结局之后，极端的维权方式便渐成效仿之势。但我相信，对这4名懂得通过劳动仲裁和司法诉讼来讨个说法的维权者来说，他们应该很清楚舆论的关注度终究会慢慢淡下去，“身体维权”的边际效应也会递减。所以，“断指”其实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诉求可以畅通的表达，不满可以通过制度化的通道加以释放，这才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生态。不管这4名工人在与单位的劳动纠纷中是否占理，甚至不管他们的维权是否存在固执乃至无理取闹的成分，但既然我们的法律和制度设置了这样的救济通道，就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并充分保障他们权利的实现。然而我们看到4人在经历劳动仲裁、法院审理和上访程序后，等待他们的竟是被拘留。甚至在断指之后，还被单位和公安局领导恐吓。按照合法途径维权最终维成了“违法者”，权利的申张竟是被恐吓“送去劳教”的理由，这既是维权高风险的现实写照，事实上也等于宣布关死了他们的权利救济之门。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两种选择，要么屈服，放弃自身的权利；要么寻求私力救济，而可供利用的资源只有他们的身体。

　　公民的维权之路狭窄，成本高昂，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救济制度低效，公民的合法权利脆弱和无力。不难预想，在“告都没地方告”的现实下所掩盖的社会风险，远非“断指”所能比拟。□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