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2010年法院十大典型案件:文强涉黑案居首(2)

　　④ 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李新军等4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等规定，在明知矿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况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工人下井作业，致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侯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个罪名具体到9·8平顶山矿难案件中，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9·8平顶山矿难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关键在于李新军等4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该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不仅不采取措施解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从严惩处，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必将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案件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被告宋祖德、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的名誉侵害；在判决书生效10日内，在4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6家报纸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8万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院生效判决，二被告置若罔闻，拒不执行。5月19日，静安区法院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责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时到法院报到，履行义务，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当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到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以敢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著称。我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确实说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无所顾忌。当时我还说，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在于保护名誉权。怎样区分两种侵权行为的界限，在于毁坏的是权利人的评价，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本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实，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此，这就不是涉及隐私，而是涉及评价。原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誉权，证据充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受到各界的支持。针对被告“绝不道歉、绝不赔钱，绝不改变”的态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决。最终，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诚认错，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雷，拒绝接受。依我所见，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隐私，都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社会欢迎直言批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的恶行。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侵权人认识错误，认真执行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

　　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陈绍基未提出上诉。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落马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过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在2010年，陈绍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定期宣布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案的审结，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特征值得关注。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权钱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这种系统性腐败行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⑦ 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号称“广东糖王”的广东省湛江市龙头企业中谷糖业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不能清偿到期的巨额债务，集团法定代表人坠楼身亡，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债权人蜂拥追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30多万蔗农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拖欠蔗农的2454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这一方案最终赢得投资人恒福糖业集团的认同，并在债权人会议上一致通过。中谷糖业集团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议于2010年9月15日在湛江举行。按照《破产重整项目投资合同》的约定，恒福糖业集团将第一笔投资款4.065亿元和2454万多元蔗农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账户。第一次清偿的款项，包括全额受偿的1142余万元工人工资，国家1615万余元税费足额上缴；抵押债权100%受偿，普通债权受偿率达28.3%，均先领取一半。其余款项将在第二次清偿中支付。至此，涉及粤桂两省30余万蔗农、2260名糖厂职工、410户债权人，确认债权额19亿多元的中谷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整体破产重整案初步画上句号。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重整安排，中谷糖业拖欠蔗农的2454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体现了能动型司法和服务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为。破产重整的方式丰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关键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维要创新。在不伤害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产重整的投资人负责清偿蔗农债权，就跳出了破产重整企业可供分配资产的圈子，找到了解决农民债权清偿的新资源。因此，要大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法官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法官为何特别重视蔗农的利益保护？答案很简单，蔗农的权益虽然在性质上界定为债权，但人数众多，涉及千家万户蔗农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经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债权，人民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对于涉及“三农”领域的破产重整案件予以特别关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企业的健康与否直接牵涉到债权人、消费者、劳动者、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企业达到破产界限，也要尽量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程序，并尽力把破产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阳关大道。中谷糖业破产重整的方式既保护了蔗农的合法债权和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维护了重整企业的存续与运营，还兼顾了投资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可谓多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