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另案处理”与“另案不理”的距离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郑定忠、庄权民两人提起公诉。此案是浙江省公安厅公布的2010年十大经济犯罪案件之一，工程标的合计达3.5亿元。在此案中的另外5名被告均为“另案处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经常会发现一些涉案人员未被侦查机关一并提请逮捕、移送起诉而注明“另案处理”。在这些“另案处理”的案件中，其中不乏没有得到处理即犯罪嫌疑人以后未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件。在有效监督缺失的情况下，渐渐地，“另案不理”或降格处理，将成为司法腐败中的又一明目张胆的“黑洞”。

　　“另案处理”此前因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案而备受媒体关注。2002年，广东省江门市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地下钱庄洗钱案，法院判决书显示，颜锡隆等人因通过地下钱庄洗钱，获判非法经营罪，而郑少东案中的重要角色、广东地下钱庄洗钱案主犯连卓钊却因郑少东的出手干预，以“另案处理”的名义，顺利躲过审查和起诉而潜逃香港，最终未受到司法审判。“另案处理”如果依法使用，有利于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并未对如何使用“另案处理”作出明确规定，“另案处理”至今未制度化、法律化，公检法机关使用“另案处理”的依据主要是靠经验或习惯，为“另案不理”留下了可供操作的空间。

　　中国首部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报告《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近日出炉，“群体性怨恨”成为中国最明显的社会心态。一些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的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而民众的不满情绪则主要指向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商人及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近期打击醉驾的狂欢，以及早前的“我爸是李刚”案、“邓玉娇案”等，无一不把这种“群体性怨恨”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然，当这种心态有可能蔓延至整个社会时，这是值得警惕的。《人民日报》更在一月内连续刊发四篇“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文章，关注力度实属罕见。

　　从根本上说，社会心态的形成都是社会现实日积月累的反映，除了关注心态本身，更应追溯根源，从司法制度、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等入手纾解社会问题心态。若“另案处理”最终都可不了了之，目前情况看来，将很有可能形成司法黑洞，从而影响社会问题心态的纠偏。“另案处理”出现的问题近年已引起高层关注，2009年12月29日，高检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以罚代刑、漏罪漏犯、另案处理等案件的监督”。但事实上，《意见》只是作了原则性要求，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强对“另案处理”的监督仍然落空。

　　社会问题心态的纠偏显然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但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漏洞着眼，扎扎实实去探究、去补缺，那它就永远是个遥不可及的命题。诚然，这也正是“另案处理”与“另案不理”的距离。 桐子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