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宠若惊”。
之一：他参加了17场听证会
今天早上，他还没来得及看报，就从朋友来电中得知自己上了报纸头版，在电视上“抢镜”——因为媒体突然发现，他是湖南各大听证会的常客。
的确，过去7年来，石爱伟已经平安无事地参加了17次听证会，还可能更多。
网上舆论一片哗然，原来长沙也有“听证专业户”，在微博和论坛，石爱伟获封“听证哥”和“听证帝”，跟评一片谩骂。
石爱伟其实不是孤例——5日举行的长沙市市区新增客运出租汽车运力听证会上，至少可以数出4名熟面孔，53岁的周正良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自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
湖南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甚至见过一名“专业户”，当时他试图为全家五六口人都报名参加听证。
是什么动力，催生了热衷于凡听证必到的“专业户”？是什么原因，为这些“常任代表”留出了生存空间？他们到底是政府信息公开、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有功之臣，还是听证真正产生效力的“绊脚石”？听证代表的产生等制度设计，是否还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
之二：他从没投过反对票
有足够证据可以推断，石爱伟和周正良应该已彼此认识多年，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6岁。
查找公开资料可以发现，这两位“听证专业户”，自2005年以来出现在同一个听证会，至少有6次以上，两人且都有在《当代商报》的工作经历。
多个听证会上，石爱伟登记的身份是《当代商报》“和谐湖南”版执行主编。
周正良登记过的身份则五花八门，从2002年第一次参加听证会至今，他先后是《当代商报》教育专刊编辑部记者，《当代商报》副刊部主任，《湘声报·法治专刊》、《三湘都市报》旅游专版部活动工作室等从业人员，长沙渔夫码头酒楼营销经理，湖南省企业信用评价中心工作人员。
“工作变换很正常，我对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没有变。”周正良说，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政策变化，比如水价、天然气等价格的调整，他都想要去说说话。“这样既可以为公益事业做一点贡献，也能(通过对与自身相关事项发表意见)为自己谋求一个宽松的环境，”
2002年，他最早一次就是参加湖南省物价局就调整有线电视收费标准举行的听证会。
“那次从听证代表选拔到听证真正举行，历时一个月。”周正良分析，当时湖南举行听证会并不多，大家都比较认真，他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意见和查阅资料，详细写了发言词。
当时的媒体报道，听证结果显示，“大多数消费者代表支持有线电视收费适当提价”。
周正良只能大致地记得，此后近10年，自己先后参加过近20次听证会。对于听证事项，“我基本上是持同意的态度”，“决策部门在民生方面还是考虑比较周全的。”
无独有偶，石爱伟也坦承，他“从没在听证会上投过反对票”，毕竟政府相关部门在听证前，都是“经过反复酝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