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佟丽华，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
对话背景
李双江之子李某打人事件近期广受关注。事发当晚，相关视频在网上传播，随后几天里，身为未成年人的李某的所有信息被一览无余。9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对李某作出了“收容教养一年”的行政处罚决定。
在此事件中，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和权益保护等话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佟丽华。
中国青年报：此事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是因为李某的特殊身份，怎样看待公众和媒体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表现？
佟丽华：此事已经成为了宣泄社会不满情绪的载体。为何那么多人有“仇官、仇富”的心理？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对特权行为的反感和不满。但是，公众和媒体的行为已经间接地伤害到了李某，有人把他们全家在电视台做节目的录像找出来，放在网上，李某的所有信息包括他的出生年月日、小学在哪里上等，现在只要一上网搜索，所有人都看得到。
坦率地讲，造成李某受到伤害的根本原因是他受的教育存在问题，一些特权思想和特权言行可能影响了孩子，这些从他当时张狂的言行可以看出来。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有一条规定，父母要以健康的思想和行为来教育孩子，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是一张白纸，老师、家长教啥学啥，大人的不当思想和言行会导致孩子有了不当的言行，这些言行又是社会最反感的。
中国青年报：《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这是对于未成年人名誉权和隐私权的特别保护。但是，我们看到，李某的名字在网络上随处可见，他的照片也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处理，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李某有其特殊身份，还是要给他应有的保护，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你对此认同吗？
佟丽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通报案件处理结果时，没有披露名字，只说了李某，还是遵守了法律规定。我个人认为，以此事来谈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没有意义，网络上有他的照片、详尽的信息，这都是公众情绪的反应，整个社会对他不满，想保护他是很难的，依照法律能去追究谁呢？能去追究网民、公众的责任吗？
现在网络空前发达，一个人想隐藏自己的隐私非常难，公众人物就更难。公众人物已经享受了普通人没有的利益和优惠，在一些个人权利上就必须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当然，这并不是说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不能得到保护，但是对公众人物的要求要严格很多。
在此事中，当李某张狂的言行刺激了社会最脆弱、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怎能要求公众平静、客观？伤害李某的并不是网络、公众或是媒体，而是他所接受到的不当的教育。所有有权、有名、有钱的家庭都应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深入思考。
中国青年报：北京市公安局对李某做出了“收容教养一年”的决定，引起一些争议。公安机关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什么？
佟丽华：北京市公安局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的规定对李某进行处罚的，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实践中，“由政府收容教养”是由公安机关来决定和执行的，李某会被送到北京市的少年劳教所。
在李某的个案中，由行政机关中的公安部门确定未成年人是否有罪，并有权决定剥夺未成年人人身自由数月、一年或数年的体制性弊端再次凸显出来，这种完全由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的收容教养程序必须改革。
这种程序使未成年人案件不能进入司法程序，收容教养决定不接受司法审查，得不到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权力相互制约的保障，未成年人得不到接受法院审判、以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权利，得不到律师的帮助或辩护，非常不利于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保护。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改革的呼声很多，你有何意见？
佟丽华：现实中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得不到刑事处置，如何进行教育和矫治更是空白，就造成了这些孩子一旦有了不良行为，没有人来管。这种养肥了、养大了再管的做法是不行的。2002年6月北京发生的“蓝极速网吧纵火案”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不满16岁，案发前有过70多次进派出所的记录，每次都是因为不到16岁，没办法对他进行刑事处置，也没有人来对他进行教育和矫治，最终酿成大祸。
中国青年报：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正在征求意见，草案增加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专章规定。在您看来，真正意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应该如何构建？
佟丽华：草案新增了专章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只是成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一个“小号”、一个“微缩版”，比如对于成人的刑罚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我认为，应该设置更多的、适合不同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手段，美国规定了多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措施，如社区服务等，这些应该被我们借鉴。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质量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典型的表现是缺乏罚则，缺乏可操作性。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可操作性上仍然没有多少改善。这部法律更像是一种道德宣言，在表明一种态度，而缺乏有效的执行标准和处罚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