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化趋势
尽管法官状况引发担忧，纵向观察，其整体素质已有大幅提升，培养路径也明显呈规范化趋势。
此前较长一段时间内，法院的法官可以“不懂法”。最高法第二任院长董必武1952年曾给各地写信，主张将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到各级法院，“可以考虑抽调一些适宜于做法院工作的轻残废学员(只要清白、愿做司法工作)加以短期培养训练”。
这段时期，民间诉讼不多，法院被定位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对法官的最主要要求是“政治可靠、革命性强”。
对法官的法律知识提出明确要求，始于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此后社会快速发展，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法官们面临强烈的“补课”需求。
最高法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并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业大分校，绝大多数法官进入业大学习，补充法律专业培训。
1995年《法官法》颁布，再度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规定学历必须达到专科毕业以上。同年7月开始，担任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统一的法官任职资格考试，才能取得法官任职的资格证书。至此，吸收专业法律人才进入法院开始成为主流。
不过，人员更替非一蹴能就。据学者研究统计，1998年前后，中部地区市级中院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法官是转业军人出身，转业前不具备法律基础。
其间媒体又陆续曝光若干“文盲”、“法盲”法官。较为轰动的有山西绛县法院法官姚晓红，虽只有小学文化，错字连篇，却能顺利当上法院副院长，判案之余，“在两年内非法拘禁群众数百人”。
法官职业化因此呼声不断。2001年《法官法》再度修改，法官任职学历提高至本科以上。次年年初，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举行，要想成为法官，必须通过这项淘汰率高达90%的考试。这一举措引起当时媒体广泛称赞，被视为“新中国法制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标志”。
老问题，新问题
“里程碑”后，中国法官无论学历或专业知识，提升愈发迅速。在法院内部看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法院改革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建立起包括法官培养在内的一整套法官制度。
但法官素养仍受到极大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结果。2004年他即撰文指出，法官素质问题“实际涉及关于合格法官之社会标准和司法知识类型的变化”。
换言之，正是随着社会变化，民众对法院和法官不断提出更高要求，亦会在要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时，发出不满声音。
“懂法”的法官，一定程度又出现新问题：对基层风俗民情不甚了解或不甚认同，一旦进入法律与情理的模糊地带，部分裁判结果不能服众。
虽有法学家一再强调司法权威、司法尊严，但现实中大量喷涌的缠诉、上访事件，迫使疲于应付的司法系统提出“案结事了”口号。“法院往往需要灵活处理，有时甚至运用非诉的纠纷解决方式来加以解决”，厦门市同安区法院原院长周内金说。
这个法院自2009年开始试行预备法官下乡锻炼制度。在周内金看来，主流话语以及公众期许层面，知识型法官、专家型法官呼声日隆，然而从契合基层司法实际工作的角度，却需要基层法官首先成为态度亲民、经验丰富、通晓法律与地方风俗习惯的“综合型法官”。
“需要指出的是，‘专家型法官’与‘综合型法官’并不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他同时强调。在法国、日本等地，“准法官”同样需要通过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来了解社会对司法的真实要求，以便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法律职业。
事实上，主流话语也在发生变化，司法大众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最新诉求。“如果我们的法官被老百姓称为‘平民法官’，那是对我们的最高赞誉、最大褒奖。”2009年，上任一年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如此表示。
“上山下乡”成为更多基层法院的选择。同年8月，云南日报大篇幅报道了该省高院组织法官讲师团到边远县级法院开展大培训的事迹。“培养一批懂得民族语言，热爱本民族文化、通晓当地社情民意的少数民族法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在一些民族地区连庭都开不了。”报道中这样写道。
不过，新问题之外，老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有法院人士总结，基层法官培训仍有“四多二少”：庭长培训多、以会代训多、法官等级晋升培训多和换发执行公务证培训多，直接面向广大基层法官培训少和受训人员少。
对此，一直有论者提议直接从法官遴选制度着手，改变目前基本从应届毕业生、从下级法院选任法官的做法。2008年，最高法一度传出消息，要向社会公开选拔法官，法院牵头组织单独考试。但随着法院司法理念陆续出现调整，这一消息无疾而终。
有多年从事法院培训工作的人士向本刊记者指出，法官的定位若差之毫厘，法官培养即便不是谬以千里，也势必处于被动。从这个角度看，新老问题都在寻求一个解答：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官？□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