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邦坚持自己是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他说,9月1日傍晚6点多洗完澡后,他和工友李阿沙准备去工地食堂吃饭,快到食堂门口时,阿沙将开电梯门的三角钥匙交给他,并让他将电梯的电源关掉。
“钥匙插入电梯孔后,电梯门打开了,我一下子被吸了进去,一脚蹬空后掉进了黑洞里。”阿邦说,不久,消防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他救出。
根据阿邦的说法,给他开电梯三角钥匙的是工友阿沙,两人属于同一个安装班组,平时就住在国际会议中心二楼。
阿沙事后有一份书面陈述,但是里面的讲述事发经过却和阿邦的说法完全不同。书面陈述中,阿沙称,当天,他和阿邦一起到尊宝大厦干活。傍晚6点下班后,他坐电梯到二楼住处换衣服,准备去洗澡,在路上碰到了阿邦。因为阿邦是新来的,他就带对方坐原先自己坐过的那台电梯回二楼换衣服,然后去食堂吃饭,但到食堂之后,阿邦说不想吃了,想先洗个澡。
“他洗完澡时,我还没吃完饭。”阿沙事后称,因为阿邦说不等了,要先回去,并向他要了电梯钥匙。
因为阿沙是最后接触阿邦的人,他的书面陈述成了本案最关键的证据之一。
班组长阿云也在书面证词里提到,当天是他带着阿邦等人一起到尊宝大厦安装电梯导轨,当天下午6点多回到杭州国际会议中心的住处。
申请工伤却被认定为非工作原因受伤
今年7月11日,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阿邦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对事情经过进行调查,并于9月19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阿邦所述事发当天其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从事电梯安装工作,在下班后工友阿沙(云南人)要求其前往电梯井查看电源情况,在查看过程中不慎受伤,这一说法没有相关证据证明。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根据阿邦所在班组的组长阿云、工友阿沙等人的证言,该班组当天的工作地点是尊宝大厦,而非阿邦受伤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工地。
此外,阿邦所称阿沙安排其从事查看电梯电源情况的工作任务,但对此情况阿沙予以了否认,并且说是阿邦下班后自行返回居住地点过程中,不慎发生了事故。
综合上述情况,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阿邦所述因工受伤的主张存在多处不实之外,其受伤时间是下班之后,受伤地点也非当天安排的工作场所,且无法确认是工作原因受伤,依法不能认定为工伤。
原告代理律师提出多处质疑
对此,阿邦和其代理律师认为,调查人员只是听从了班组几个同事的片面说法,而且他们还继续在日立电梯杭州工程公司上班,与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包括阿沙等人对事发经过描述的书面材料也是形成于事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代理律师吴文晖认为,认定为非工伤很多地方不符常理,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非工伤认定结果依据的只有调查笔录,而被调查人员除阿沙之外,多数都不在事发现场,对事发过程并不知情,本案惟一的现场证人即当时将电梯钥匙交给阿邦的阿沙声称阿邦要电梯钥匙是为了坐电梯回二楼住处,不是从事收尾工作,但从常理分析,一个正常、理性的成年人从一楼到二楼,只需走几步楼梯即可,是没有必要去乘坐一个还在调试中不能正常使用的电梯。
吴文晖同时指出,如果阿邦是为了回去休息而使用电梯,也应当向阿沙索取房门钥匙,否则他是无法进入房间的。
“在双方当事人(指阿邦与日立电梯杭州工程公司)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应该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吴文晖律师说,在用人单位没有拿出更为有效的证据,证明阿邦是非工作原因受伤的情况下,应当依法认定为工伤,作为被告的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是明显错误的,依法应当撤销。
吴文晖律师还表示,安装电梯是非常专业的,工作人员要经过严格培训取得职业资格后才能上岗工作,日立电梯杭州工程公司因为没给阿邦购买工伤保险,迫使阿邦无奈走法律途径。
作为第三人出庭的日立电梯杭州工程公司代表对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非工伤认定结果表示支持,并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 (应当事人要求已化名)(通讯员 尚法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