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孝子杀母”案折射安乐死困境

　　5月30日，外界高度关注的“孝子杀母”案一审宣判。广州市番禺区法院采纳公诉人提出缓刑建议，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结束长达一年羁押的被告，重获自由。

　　回顾案情，邓明建去年报警，母亲李某自然死亡云云。警方尸检结果，却发现为中毒而死。邓某不得不坦承，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助其安乐死。案发后，亲朋邻友争相反映儿子孝顺，从四川远行千里南下打工，犹不忘接来老母。细心服侍母亲18年，中风瘫痪的老人一日三餐、洗澡、梳头，全由孝子一手打理。孝子孝行令人动容，安乐死一事，实出无奈，请求法官酌情轻判。

　　孝子杀母，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让老母解脱？本案是是非非，社会自有公论。倒是本案折射出安乐死应否合法化，如何化解安乐死负面效应，考验世人智慧。

　　纵观各国安乐死合法化之路，无不颠簸蹒跚。1934年，英国希尔夫人，对31岁低能儿子的未来忧心忡忡，不得已用煤气毒杀。一审判决死刑，舆论大表同情，二审改处缓刑，最后予以赦免。次年，英国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极力鼓吹绝症患者可在医生协助下，“舒服”走完人生之路。法案遭到教会强烈抵制，最后不了了之。

　　天主教会向来认为安乐死违背生命神圣的原则，罪莫大焉。美国医学会同样警告：安乐死与医生治病救人基本义务南辕北辙，坚决反对主动安乐死。更担心医生过早判定患者为“不治之症”，放弃积极救治；医生动辄主动实施安乐死，极有可能阻碍医学进步。

　　1974年，一位美国姑娘因服食过量毒品，陷入昏迷，躺在医院里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无法苏醒过来。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止使用呼吸机，使女儿可以安静地告别人间。这项请求遭到医生断然拒绝，他们选择向州法院上诉。法官虽然满心同情，却囿于法律，爱莫能助。判词提及：“虽然病人的确是在死亡边缘，但绝没有足够的人道动机，使剥夺生命合法化。宪法没有赋予父母权利，结束失去知觉的孩子生命。”

　　安乐死合法化，难在代表民意的国会闯关成功。退而求其次，司法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除罪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世界范围内，最早对安乐死进行除罪化处理的，当属日本法院。1950年，领风气之先的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中提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紧急避险，不应受到司法追究。

　　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审理儿子对瘫痪在床、痛苦不堪的父亲实施安乐死案件时，明确安乐死正当化，须具备六大要件：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患者患上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遭受不堪忍受的痛苦，惨不忍睹；执行目的，仅限于缓和患者痛苦；患者意识清楚、明确表达同意；在不存在特殊情况时，必须由医师实行；执行方法，具有伦理妥当性。

　　放眼世界，安乐死合法化国家，不过荷兰与比利时两国，屈指可数。福利国家门槛极高，全民享有健康保险，医疗服务水平傲视全球。且为避免利益冲突，两国立法规定：原则上只允许患者本人提出安乐死请求。特殊情况下，患者亲属可帮助提出安乐死申请，但前提是基于患者本人此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安乐死必须经过法定程序，由符合资格的医生负责实施，亲友绝对不能“越俎代庖”。成功经验，颇值他国参考。

　　坊间常有人抛出高论，对安乐死三大好处津津乐道：有利于节约稀缺医疗资源、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减轻患者及其家人经济负担。有识之士拍案而起，痛批此类论证因果颠倒，无视安乐死正当化理由，只能在于解除患者无法忍受的极端病痛。否则一旦贸然放开安乐死，全面合法化，恐遭有些人士滥用。生死事大，焉能不慎？

　　当下的中国，远未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制度，老人残疾人长期照料制度八字还没一撇，断不宜贸然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否则后患必多。弱势群体一旦患上重病，为解脱对家庭的愧疚感，不得不选择安乐死，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耻辱。弱者的生命权，竟遭立意良善的安乐死剥夺，叫人情何以堪？

　　佛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中医“人命贵于千金”，言犹在耳。毕达哥拉斯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或别人的生命。”西塞罗与荣格指出，即使是老年人与残疾者自愿安乐死，也是有良知的人类在伦理上所不允许的。

　　如何对待人之生死？千古命题历久弥新。哈姆雷特名句：“生存还是死亡，真是一个难题？”人，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谁不希望自己离开时，能像一片秋叶般安静地坠落！向死而生的大智慧，又有几人能参透？(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