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建筑工生活记录：需具备干活和讨薪两门手艺(2)

　　“临时”合唱团

　　河北保定人黄春乐有一段幸福时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曾是一个合唱团的主唱。合唱团的成员是4名建筑工人。

　　这个合唱团没有名字，没有固定“团员”，没有音响设备。但在每周的某个晚上，当“指挥”敦金印激动地挥舞着胳膊，不太成调的《水手》、《星星点灯》、《上海滩》，便从京郊“温泉体育中心工地”的一间活动板房里传出来。

　　2010年，志愿者来工地播放露天电影，几个工人不禁哼起了歌，哼着哼着，一群工人都唱了起来。就有工人羞涩地提出：“大学生，下次来能不能给下载几首伴奏？我们想唱唱。”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几个胆子大的工人临时一凑，成了团员，设备是一台“音量放到最大的”电脑，和几个二手音箱。每周放电影前的半小时，是他们的演出时间。

　　合唱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我见过最小的、最业余的合唱团。”但志愿者李大君记得合唱团每一次演出的每一个细节：文质彬彬的黄春乐，是成员里唯一不跑调的；旁边的一个“嗓门特大，但老忘词儿”；再旁边的孟庆海“喜欢唱，但调跑得比较厉害”；只有在没经过训练、但“点儿打得还挺准”的敦金印指挥下，七零八落的声音，才能统一到一起。

　　对当时“温泉体育中心工地”的工人们来说，这个合唱团很重要、很“稀有”。

　　“下了工，俺们基本没啥文化生活。”曾在那里做工的焦壮勇说，北京很少有工地在市中心，于是每晚六七点下工后，眼前就只有一些卖日用品的小贩。如果不加班，工人会结伴出去瞎逛，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则无处可去，“窝”在宿舍里打发时间。年龄大一点的会拿小收音机听广播，年轻一点的就用手机上网聊天、看小说、听流行歌曲。

　　“每次接近工人宿舍，你总能听到流行歌放得震天响。”李大君说，由于不少工地上一般只提供36伏的低压电源，工人的手机经常“断电”。有人为了充电，会花1元钱到附近小卖部充电，然后坐在店里等。“充好后，给家里打个电话就关机，省电，休息时才有电听歌。”

　　其实，建筑工人中有文艺细胞的人不少。

　　工地大厨杨师傅，随身带着一把二胡，每晚“固定地”坐在煤气罐和大葱中间，就着昏黄的灯光拉上几段。每到这时，就有工人忘了他做的“咸得像盐水儿一样的”清汤面，抽着烟，凑上来听。见到大学生志愿者后，“听众”会文绉绉地邀请你“来欣赏一下”。

　　安徽木工张化忠吹口琴是“一绝”，最拿手的曲目是《新鸳鸯蝴蝶梦》。每次口琴声响起，同宿舍、隔壁宿舍的工友们都会起身坐在床沿上，托着下巴听，一声不响。

　　但因为担心“影响上工”，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走访的多数工地对“工人搞文艺”并不支持，有的还明确阻止。黄春乐之所以幸运，是因为工地上的安全督导老杨是个文艺爱好者，他在预定建羽毛球馆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一间活动板房给合唱团用。

　　冬天，尽管板房只挡风，没暖气，但黄春乐依然记得“大家喜欢往那儿跑”。“那时候，能从晚上7点到11点，一唱三四个小时，不喝水。”搅混凝土的、搭脚手架的、上油漆的……大家下了工就过来听。在几十个工友观众面前，黄春乐似乎找到了明星的感觉。每次出来时，外面寒风刺骨，自己的脸却“总是红扑扑的”。

　　观众里，偶尔也有工友壮起胆子，接过话筒“过把瘾”。但大多数人只在下面跟着哼哼，让上台唱，就摆摆手，“怯场”。

　　2011年冬天到来前，敦金印回老家带孙子了，团员们也相继完工走人，合唱团变成了“光杆主唱”黄春乐的独唱团，没坚持几天。2011年年底，合唱团演出和排练的板房没了，空地上已经建成了“闪闪发光的”羽毛球馆，黄春乐再没进去过。黄春乐很想念那段日子。

　　在城里做夫妻

　　丈夫和妻子要回家了。

　　一针一线，妻子把刚领到手的工钱缝进布袋里，再将布袋缝在衣服内侧。床铺上，散落着预备在火车上吃的方便面、小菜和几百块钱“车费”。其中有几十块钱“预算”，要在火车上给孩子捎一个礼物。

　　这是每到一个项目结束后，工人们结账走人的时候志愿者们最常见的一幕，几乎每个工地宿舍里都有。

　　工钱来之不易。拿到钱的丈夫和妻子掩不住喜悦，脸上带笑，行色匆匆。没有拿到钱的工友，默默看着他们，眼神里丝毫不掩饰羡慕，甚至嫉妒。

　　“在工地打工，至少需要两门手艺：干活儿的手艺和干活儿之后讨薪的手艺。”丈夫说。

　　在同宿舍的工友眼里，这对夫妻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仅拿到了工钱，还会暂时结束一年的“分居”生活。

　　其实，他们一直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他们的“夫妻房”，只是一张床铺外拉了个布帘子。“怪不好意思的。”妻子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农民工中已婚者占73.4%，夫妻双双出来打工，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对夫妻就不是宿舍里唯一一对夫妻。这个10人间宿舍里，一共有3对夫妻。周周见过最多的一个宿舍，住了6对夫妻，“床铺只比单人床宽一点”，进屋就只剩一条窄窄的走道。“还有的工地只给夫妻配一张单人床，工人就自己找来砖头、木板，把床加得宽一些。”

　　一般来说，男人在工地干技术活、力气活，女人就干点轻活，工钱是男人的70%～80%。只要年底，能“平平安安带着工钱回家”，多数夫妻把“在城里做夫妻”当做一种奢求。

　　志愿者见过的“最接近夫妻房”的宿舍，“很薄的木板，把宿舍隔成一个一个的小间，基本起不到隔断作用，只是让夫妻不那么害羞罢了。”他说。

　　有的工地还会让两口子分别住进男女单身宿舍。“租房子太贵了，很难，每天也就见见面。”

　　但工地上有了女人，洗洗涮涮，打扫卫生，串串门子，毕竟有了生气。下工后，男人出去遛弯儿，剩下女伴就拉起了家常，百谈不厌的话题，是老家上学的孩子、年事已高的老人和“从来不会省着花钱”的男人。

　　当志愿者提出要拍照时，心情很好的丈夫特意从箱子里拿出最好的一双皮鞋。

　　丈夫和妻子都说，还会再回来。(记者 王梦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