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火车票“代购”变“倒卖”因垄断利益作祟

　　春运来临之际，佛山的钟权桢与他的妻子小叶帮农民工订火车票，每张收取10元手续费。根据现行法律，刑法227条有明确规定，倒卖车票票面价值达到5000元，或者获利超过2000元，即构成特别严重的“倒卖”车票罪。铁路民警在钟权桢的店里查获车票212张，票面价值35402元，于是夫妻俩双双遭遇刑事拘留。1月23日，在刑拘13天后，小夫妻被“取保候审”。1月20日，又有一对佛山的夫妇因提供电脑和网银帮人订票，并从中收取5元到20元不等的费用而受到铁路警方的调查。然而，这种代购火车票的行为并没有引发民众的义愤，反而激发了人们对“铁老大”垄断的进一步质疑。有不少人认为，在“代购”变成“倒卖”的背后，有“铁老大”垄断利益的影子，也是铁路垄断造成的一票难求的必然结果，应引起我们深刻反思。

　　“倒卖”一词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这个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叫做“投机倒把”，虽然1997年刑法修改后，“投机倒把”概念没有了，但与这个概念相近的“倒卖”概念却仍然在中国的某些领域保留下来。“铁老大”就是一个典型。从法理上说，“倒卖”这个概念并不合理。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允许“倒卖”的。中国当年第一个炒股成功的“杨百万”，就曾因“倒卖”国债而心有余悸过。而一个商品之所以能够被“倒卖”，主要是垄断的结果。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的铁路车票之所以有“倒卖”，根源在于垄断化的铁路体制。另一方面，自从火车票实名制出台后，“倒卖”的可能已经被堵死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两夫妻对于车票没有所有权，只是代购、而非倒卖；倒卖的前提是先将物品买下来，然后加价卖出去。也就是说，倒卖要能够存在，必须有一种能够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商品。但实名制条件下，这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小夫妻所买卖的车票，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的行为属于民事上典型的代购活动。

　　诚然，如广东铁路警方回应所称，该店未经铁路部门备案，也无工商税务执照，但这未必属于非法行为。铁路部门备案的规定，只是铁路部门的“家法”，“家法”只有在家中有效。而代购火车票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只要它符合民法、合同法，就应当受到保护。至于没有工商税务执照，一不属于铁路警察管，二完全可以通过补交工商税加以解决。至于刑事拘留，所针对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危害社会、刑法有明确规定且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但从本案看，这对小夫妻能够抓住农民工不会上网的不足帮他们购票，且受到农民工的欢迎，不但不危害社会，而且有利于社会，应当更加宽容些才对。

　　由于“代购”和“倒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从公众在事件发生后一致喊冤的事实，就可以相信对“代购”和“倒卖”的理解和区别不需要多少高深的法律素养。在这种情况下，“代购”为何被铁路司法机关视为“倒卖”，其背后的根源，还是在于垄断利益作祟。我国《反垄断法》早在2007年已经出台，“铁老大”早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哪些行为是《反垄断法》所反对的。毕竟，自己改总比别人逼着改更容易。垄断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社会公众对垄断带来的公平正义缺失早就义愤填膺。一票难求的根源就在于铁路的垄断。看一下列车上的盒饭吧，旅客们宁肯自己带方便面，也不愿食用列车提供的高价食品，原因就是垄断所带来的不公平。而同样是列车盒饭，台湾的铁路便当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今天的台湾人坐火车吃列车便当，就像看电影一定要吃爆米花一样。台湾可以将便当发展成一种独立于火车之外的产业，我们的“铁老大”为什么做不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山小夫妻代购车票是对“铁老大”垄断体制的一种挑战，或者说是一种“倒逼”。而回应这一挑战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市场化来推进铁路体制改革。习总书记说得好，改革需要胆魄和智慧。铁路部门应当正视这种挑战，并拿出更大的胆魄推进铁路市场体制的改革。(蒋德海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