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变迁：社会需求日盛 前路越来越黑

　　见到陈超并不容易，这个在北京私家侦探圈沉浮了15年的风云人物表示：“现在基本不见生人，所有的客户都是朋友介绍的，光这个就接不过来了。”他的小心谨慎是有依据的，因为“当年一起干的人现在不是转行就是坐牢了，我能一直把这个职业做到今天，没有被大浪淘沙，靠的就是低调。”

　　陈超，典型的北京男人，不到50岁，能聊善侃，满嘴段子，学历不详，自称“犯罪心理学专家”，极善于察言观色，社会经验丰富。他在北京做私家侦探这行已经15年，算是硕果仅存的几位“元老”。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个行业也几度兴衰沉浮，“一度差点见到曙光了，我们曾以为国家就要放开侦探所注册了，可是后来发生几起恶性案件，我们彻底从灰色转黑色了。”然而就是这个见不得光的职业，如今社会需求却越来越大，好多人千方百计地找陈超帮忙。

　　有媒体调查，国内现有各种私家侦探机构约3700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私家侦探机构多数冠以“调查公司”、“事务调查中心”、“事务调查所”等名称，近年，相继爆出有私家侦探被打死，或者锒铛入狱的新闻。私家侦探，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从“取证”起家

　　捉奸不能靠组织

　　“都说我们不合法，其实正是法律造就了我们这个职业。”每次说起关于合法性的问题，陈超总有点愤愤不平，“别以为我们都跟黑社会似的，一个合格的私家侦探，必须懂得法律，甚至还要研究犯罪心理学、证据学这些专业知识，要不然根本混不下去。”说着，他的脸上泛上一丝狡黠的笑容，“当然，偶尔也钻钻法律的漏洞。”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陈超开始引经据典，“为什么国外早有私人侦探，中国才出现10多年？那就是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才提出了‘谁起诉、谁举证’的原则。过去不是这样，取证基本靠公安、法院这些司法机关，抓个奸也要靠组织，这并不是笑话。1997年，法院正式施行立审分离，当事人提供证据成为案件能否受理的一个重要依据，于是，取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组织依靠不上了，依靠谁呢？”

　　当时，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依靠律师，但是很多时候律师也无能为力。“那个时候，律师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我的一个朋友，当了很多年老师，通过司法考试后没几年就成大律师了，他无意中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那些跟踪、拍照的活儿我们真干不了，可是没这些证据官司很难打赢，要是有专门的人干这个就好了。”

　　陈超一直对法律有兴趣，可是司法考试几次都没通过，正为当不了律师沮丧，听了这话，他决定和这个律师朋友搭档，律师负责写诉状、上庭辩护，他负责调查取证。“在北京，最初的私家侦探基本都采取这种方式，从律师手里接案子，因为没人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只能给律师打下手。”直到现在，陈超还和好几家律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偷拍获认可

　　私家侦探的黄金时代

　　取证，一直是私家侦探最基本的业务，“最开始，我是自己干，后来业务慢慢走上正轨，就雇了几个人，我招人的要求是：应变能力强，有一定法律知识，长相不能太有特点，年龄25岁到35岁，身体得好。”

　　对于有媒体曾经写私家侦探的那些先进装备，诸如“人体窃听器”什么的，陈超表示“太扯了”，他给调查员配备的设备在市场上都可以轻易买到，包括录音笔、微型数码照相机、望远镜、对讲机等，“并不需要太高档或者太专业。”因为他公司的调查员基本都是在公共场合拍照，“那种偷拍隐私的照片不但危险，而且法院有可能认为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不认可，这不是得不偿失么？”即使是偷拍婚外情，陈超派出的调查员一般只跟踪到幽会地点的门口，“抓奸不是我们的事，一般会通知他老婆自己来，或者以卖淫嫖娼为由直接报警，警方的证据比我们有力多了。”

　　由于私家侦探本身的争议性，他们取得的证据最开始难以得到法院认可，但是后来由于民事案件当事人自己取证实在困难，尤其是涉及婚外情，法院也就不再追究证据来源。“法律对私家侦探取证没有明确规定，除非采用强制手段非法取证，或在取证时私闯他人住宅外，对于他们获得的证据应一视同仁。”北京一名法官对记者说，“婚外情本身就是隐私，如对取证苛求，不利于案件的公平判决。”

　　“私家侦探虽然没有侦查权，但是作为公民我们可以行使一定范围的调查权，而且法律鼓励公民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在一些法律规定特别是民事方面中还有强调私力行为和私力救助的民事诉讼规定。所以，‘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许可’。”陈超为自己的职业找到了法律依据。靠着“取证”起家，私家侦探所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兴起，陈超也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历史性的机会”。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私家侦探的业务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接客”有原则

　　捉奸变成“情感危机处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私家侦探的一大职能就是“抓奸”，陈超郑重声明：“通常我们只管调查，不管抓，我们没有权利抓人，那是警察叔叔的事。”据了解，在几乎所有的负责民事调查的事务所，婚外情调查业务大约要占业务量的80%，是一块大大的“蛋糕”，这块业务怎么做，陈超认为不但要讲技巧，还要有原则。

　　“找我们的有妻子，有小三，也有老公，情况特别复杂，老婆要求灭掉小三，小三想要挤走老婆，老公要摆平二奶，甚至三奶……”陈超接客的原则是“维护婚姻，只帮老婆不帮小三”，他表示，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不能为挣钱干缺德事。

　　最早私家侦探的这块业务主要是为离婚诉讼取证，一发现“小三”，很多妻子就坚决要离婚，双方闹得鱼死网破。如今，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私家侦探的工作从简单的取证变成了一条龙服务的“情感危机处理”。“现在好多女人学聪明了，不动声色把小三赶走，老公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要让他体会到老婆的好处，最终他才能心甘情愿回归家庭，夫妻关系反而比原来更好了。”

　　陈超向记者解释，这“一条龙服务”具体可以分三步走，一是找出“小三”，搞清楚她的姓名、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有无男友，和什么人交往密切等基本情况；二是调查老公和小三的交往程度、频率、关系、行踪动态；而第三步是关键性的，成败在此一举，“一方面我们会在客户丈夫和小三之间制造矛盾和误会，促使他们分手，另一方面我们请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指点客户，如何掌握老公的心态，讨得他的欢心。”而必要的时候，还需要上点手段。“找个机会让客户把老公的手机偷偷拿出来，半个小时就行，千万别让他发现，我们给他的手机装个小软件，神不知鬼不觉，今后他的所有行踪和想法都尽在掌握中。”

　　“职业诱捕者”现身

　　侦探“大佬”设局入狱

　　陈超所说的这个“杀手锏”就是“职业诱捕者”，据了解，在国外早有这个职业，通常为俊男美女。 2008年6月，20岁的Ayaka在东京执行诱捕任务，Ayaka是日本一家私家侦探公司的专职诱捕者。在这次诱捕任务里，Ayaka与一名被妻子指控有家庭暴力倾向的男子见面，之后在旅馆发生关系。Ayaka和这名男子从见面到最后离开旅馆的过程被私家侦探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用摄像机和照相机全程记录，最后这些证据经编辑后交到客户手中。该男子的妻子希望雇佣私家侦探收集足够的证据以提出离婚。

　　而同样的故事已经在中国上演。在对一家情感危机管理公司的暗访中，负责人小李表示对比较顽固又没什么漏洞可抓的小三，他们的办法是“重金聘请更专业的人做”，要价是10万元。小李口中的这个“更专业的人”据说是一“女性杀手”，英俊潇洒，精通各种搭讪、泡妞的技巧，“为什么人家要价10万呢，主要做这个需要成本，起码一身行头都是名牌，出入怎么也得奔驰宝马，这才够范儿，装个富二代、官二代什么的不会露馅儿。”这位“专业人士”需要做的就是假装机缘巧合认识这个“小三”，然后施展所有的功夫让那个女孩相信，神话一样的爱情要降临在自己身上，和做一个有妇之夫的“小三”相比，这个诱惑力太大了。“这人从来没有失手过，女孩很快移情别恋，和他开始一段新恋情，您这边的家庭危机也就解除了。您这边一搞定，那边的‘白马王子’立刻消失，像空气一样不留痕迹，我敢保证，那个‘小三’一辈子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而，对侦探公司来说，“职业诱捕者”是把双刃剑，“这招太危险了，在国外我不知道怎么规定，在中国，这样设局绝对是违法的，外地有个‘侦探大佬’，曾经是我们这行的名人，就是栽在这上面的。”陈超说。

　　陈超所说案例，去年发生在成都，有个身价千万的妇女，对偷腥的丈夫彻底失望之后，在私家侦探圈内悬赏10万元。于是，有个私家侦探站出来接手了这笔业务，先是招聘了一个美女，之后通过非法获得的个人信息，对目标进行了跟踪调查。在该男子出差空闲的时候，安排这个美女与其偶遇。之后，该男子很快陷入情网，并与该女子同居。当他跟妻子闹离婚对簿公堂时，妻子突然使出“杀手锏”，抛出他跟“第三者”的证据，使其陷入完全被动，最后几乎是净身出户。

　　事件曝光后，这家调查公司的老板因使用非法手段被逮捕，司法机关对当地的调查公司进行了清查整顿，几乎全部封杀。

　　几年前的“电信内鬼”案件导致北京5家调查公司被查，负责人出庭受审，私家侦探获取、倒卖信息的方式也被曝光，“这件事在行业内震动很大，我们的冬天从此开始了。”陈超叹了口气。  

　　然而，陈超的估计还是有点乐观了，调查公司这次遭遇的不仅仅是冬天，几乎是灭顶之灾。去年4月，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北京、河北、山西等20个省市公安机关开展集中行动，摧毁覆盖全国、涉案人员众多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余名。  

　　在这次行动中，北京警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其中刑事拘留98人，端掉非法调查公司70家。专案组民警称，一些调查公司的调查业务涉嫌非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调查、讨债等内容。其中，在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层级中，调查公司可谓暴利，危害性也更为明显。从上游数百元买来的一条个人或企业信息，调查公司转手后卖至数千上万元，据目前所掌握情况，最高信息交易价格高达6万元一条。  

　　在这场围捕中，陈超成了漏网之鱼，他暗自庆幸自己多年的低调发挥了作用，他讲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我们也是有行业协会的，但是被有些人搞的乌烟瘴气，像黑社会的堂会一样，还排了座次，拍了合影。拍照那次，我自告奋勇给大家照，所以那张照片上没有我，最后，据说那张照片落到警方手里，上面的人都被抓了，拍这种照片，不是缺心眼儿么。” 

　　为了掩人耳目，不久前陈超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字面上和私家侦探没有一点关系，但老客户们都知道，他虽然改头换面，干的还是老本行，“我想金盆洗手都不行，不断有朋友找过来请我帮忙，不帮不合适。”为了降低风险，他只接熟人的活，而且尽量只出点子，不自己行动。“据我所知，现在转入地下的侦探公司还有不少，抓了一批之后，很快会有新人入行，因为社会需求太大了，利益太诱人了，现在很多事情，找公安、找法院、找政府，没有地方管，最后只能找我们。”  

　　至于这一行还能干多久，陈超悲观表地示“看不到出路”，他表示自己不缺钱，缺的是尊严，至今儿子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每次儿子问起来，他会说：“我是一个犯罪心理学家。”  

　　有人偷拍送命  

    讨债最怕“黑碰黑” 

    除了解决情感纠纷，经济纠纷也是私家侦探的主业之一，“其实就是讨债，这个活更不好干，而且更加危险，我们接单的时候，都非常慎重，对于数额巨大、可能牵涉较多环节的债务纠纷，没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活动能力是轻易不敢接的。”陈超说。  

    据了解，讨债这个活，属于商务调查，包括寻找、追踪债务人，调查财产状况，进行证据的取证和保全等等。很多民间经济纠纷，其数额往往在几万、十几万左右，几十万的已经相对较少，在和债务人面对面的直接较量中，威胁、恐吓等“软暴力”被经常使用。“我们这一行，讨债分文讨和武讨两种方式，北京曾经有个公司，为了讨债三番五次上门威胁，结果把一个孕妇吓流产了，公司最后被警察端了，武讨如果碰上黑吃黑，那更是自讨苦吃。”  

　　陈超手下一个负责讨债的员工大龙曾经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案子：外地有一家酒店欠了施工承包方200万工程款项，施工方找到公司要求帮忙追债，双方商议的报酬是30%。大龙带着十几个兄弟一起去了，酒店老板扔下一句“你们现在来，我哪有那么多现金？明天中午来拿钱吧”，就轻飘飘转身走了。“我当时看到酒店老板眼睛都没眨一下，心里就不踏实了。这人一定见过江湖血腥气，稳得住。”后来，大龙他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家酒店的老板背景很不一般，也算是涉黑人物，第二天就没敢上门收钱。  

　　“这样的单子，的确很难做，我们不怕单纯的经济纠纷，我们有关系有人，也有好律师。但我们最怕的就是黑碰黑，几百万的款子，我们去要，人家也不可能当场就有那么多现金，但约好时间地点还钱了，有时我们还要考虑去不去，拿了钱能不能回来还是个问题，你不知道对方藏了多少人、多少刀。”陈超说自己没胆子去拿。  

　　几年前，一名侦探公司的调查员在北京被人打死，给各家调查公司敲响了警钟。这名调查员在调查一起经济赔偿纠纷的时候，因跟踪偷拍被发现，被十多个人群殴致死。“我们干的真是个高危职业，虽说利润不低，就怕有命挣没命花，现在我们公司讨债一律文讨，恐吓威胁那一套也太没技术含量了。”陈超所说的“文讨”说白了其实也是威胁，“现在这些公司到处都是漏洞，我通过我们的关系网收集他们一点偷税漏税、不法经营的证据，发给他，不还钱就举报。”  

　　说到这儿，陈超的“关系网”浮出水面，这个才是侦探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  

　　“兼职”遍及各行业  

    人脉越多越牛  

　　现在的私家侦探这一行，早已经不是当初懂得一点调查取证的方法就可以混下去，其神通广大令人瞠目。“我调查一个人的资料，效率比警察只高不低，他的住址电话，家庭情况、银行账号这些东西都是最常规的。”陈超表示：“因为客户需要调查的内容已不单单是跟踪或者拍照就能满足的，要得到令客户满意的内容，需要从一些职能部门调取私人资料，如果有内部人员帮忙，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电信部门的人可以方便地查出电话的通话记录，银行部门的人也可以查出存款多少以及往来情况。一些职能部门可以及时掌握某个人或者某个公司的业务往来或者是资金流向等等。”他表示，拥有这样的“兼职”人员越多，公司就越牛。  

　　在记者对多家调查公司的暗访中，“内部有人”这个说法被不断提及。记者在网上找到一家专门做“通讯调查”的公司，主营全国范围内联通移动手机的通话记录详单，短信发送详单，发送和接受短信详细内容的查询。这家公司称自己“拥有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通信运营商唯一网络入口”，所以才能精确顺利开展这些业务，记者不解地问：“唯一网络入口什么意思？”客服人员说：“就是内部的‘卧底线人’呗。”  

　　“本调查中心长期诚邀全国各省公安、电信、移动、联通、银行、IT、保险、档案部门人士合作，报酬从优……”这是网上一家调查公司的招聘广告，类似信息网上随处可见，记者进入多家调查公司网站，无一例外，全部声称自己有以上行业的专业人士加盟合作，这似乎成了调查公司比拼实力的砝码。  他们招聘这些人做什么？朝阳法院刑一庭法官吴晓军揭开谜底，“一些专门行业的工作人员被这样的广告拉下水，就成为泄密的‘内鬼’，很多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到调查公司，又通过调查公司的‘QQ联盟’传到网上，多次倒卖，散播范围越来越大。”这个，就是陈超所说的调查公司的“关系网”。  关系网暴露  信息利益链浮出水面        

　　为这些公司打工的“卧底线人”有多少？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朝阳法院吴晓军法官审理的一起泄露公民信息案件第一次让“电信内鬼”浮出水面，然而这仅是冰山一角。甚至这些“内鬼”的暴露也是很偶然的，因为一起凶杀案牵扯到几家调查公司，从调查公司的信息来源查到电信公司，才最终发现了提供这些信息的“内鬼”，“如果不是因为死了人，‘内鬼’可能也不会这么快被绳之以法，很多隐藏的‘内鬼’难以被发现。”吴晓军法官说。  

　　“内鬼”吴晓晨是中国网通北京市三区分公司广安门外分局商务客户代表，几年前一次为客户装电话机时，吴晓晨认识了一家调查公司的老总张荣浩，从他口中，吴晓晨知道了自己手头掌握的信息可以换钱，于是他自己掌握的客户信息每月从张荣浩手里换取2000元好处费。  

　　这样干了几年，干侦探尝到甜头的吴晓晨索性在朝阳区开了一家调查公司，当上了侦探公司的老总。他以每单100元的价格向张荣浩的哥哥张荣涛出售通话清单，还从张荣涛那儿以每单800元到1000元的价格购进中国移动的通话记录，然后再加价50元到100元转卖。而这个中国移动的通话记录是哪里来的？这又牵出了中国移动的几个“内鬼”，他们分别担任话务员、坐席维护等职务，半年多的时间，他们修改过100多个全球通手机号的客服密码，并提供了几十名机主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等)。最终，这些客户的秘密资料经由“内鬼”源源不断传到调查公司手中，然后在网上被不断加价倒卖。  

　　调查公司聘用兼职“内线”已经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但目前本市破获的“内鬼”案件仅此一例，而行业内部泄密的情况却相当普遍，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够安然潜伏？“因为犯罪成本太低，”吴晓军法官表示，“只有出了杀人或者其他犯罪，才有可能牵出信息泄露的源头，单纯的泄密案件无人报案，也很难查处。”法官告诉记者，他们发现很多调查公司都能给客户查银行账户信息，查户籍信息，“这些信息除了本人或者司法机关，外人是不可能查到的，很明显有‘内鬼’，他们才能拿到这些信息。”不少这样的“兼职”都是和调查公司在网上联络，按月拿钱，双方都不见面，做得很隐蔽，这些信息层层转手，形成了一条利益链条，“内鬼”获利不过几万元，而调查公司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北京获利几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