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者损失应纳入公共补偿

    好心人欧树新驾车逼停劫匪，却撞烂了自己的私家车，由于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欧树新的4万元维修费没了着落。上周，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后，保险公司迅速开通绿色通道，为欧树新办理了保险理赔，全额赔付修车款。

    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见义勇为的欧树新不必独自承担高额修车费，为好心人“埋单”的保险公司“赚”了声誉，省了烦恼的地方政府又多了一个可供宣扬的正面典型。

    看似圆满的故事，其实并没那么美。别忘了，在媒体报道之前，欧树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奔波于各个部门，只是希望拿到一纸认定书，以顺利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当然，没有部门为此破例。假设没有媒体的介入，欧树新不知还要等待多久，才能给4万元的修车费找个着落。

    就这件事情的过程而言，政府部门的说法和行为很值得商榷。即便是因为法规所限，无法将见义勇为时的碰撞认定为交通事故，但在这样一则传递着正能量与社会责任的事例面前，相关部门有更多理由主动为欧树新排忧解难，而不该让好心人因为做好事而承受意外的压力。

    其吊诡之处还在于，事发之后，交警部门指望保险公司以“特事特办”的方式给予当事人适当的赔偿。但是严格而言，作为企业的保险公司并没有义务一定要为欧树新开辟绿色通道，反而是致力于公共安全的政府部门，有必要对市民在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损失给予补偿。

    事实上，这已不是东莞第一则见义勇为“流血又流泪”的故事了。在此之前，东莞有新莞人反扒被刺重伤，自付4万余元的医疗费；也有退伍军人追劫匪受伤后，无钱医治。

    一个应被憧憬的局面是，当见义勇为者因义举而遭到损失、损害后，应该有机构能够填补见义勇为者所受的全部损害，使其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未受损害时的状况，而且基于对其精神的鼓励，予以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样的机构，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以是社会组织。例如在美国，一方面，有完备的法律保障见义勇为者不因义举造成的意外伤害，而受到惩罚或讹诈；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社会组织，在见义勇为者自身遭受损害后，能对其施以必要的援助。

    建成这样一个完备的机制，当然非一日之功。但是，东莞至少应该有一些可以努力的方向。在此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双重努力不可偏废。

    在社会组织方面，东莞近些年着力于社会建设，已培育出一些规模较大的致力于本土公益的社会组织。比如东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如今已是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主要机构，欧树新此次就从基金会获得了1万元的奖金。去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年收入达939.7万元，我们可否期待，这家社会组织能够继续扩大它的公益范围呢？此外，每年获得数千万元社会募捐的东莞市慈善会，是否也能增添新的机制，对在见义勇为行为中受到损害的好市民，给予一些公益性的补偿呢？

    当然，建成完备的见义勇为鼓励机制，政府部门更应起到主力的作用。如何在各个部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如何为见义勇为者开辟绿色通道，如何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物质与精神鼓励，这些都需要东莞多方着力，而归根到底而言，是要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将见义勇为者的损失纳入到公共补偿之中。李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