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官大腐败”是制度病

　　村干部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腐败则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上。

　　据报道，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农职务犯罪11712人，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占42.4%，足见村官腐败的严重性。

　　如何有效防范“小村官大腐败”？现实中出现的乡村权力异化腐败现象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的理想终归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只有通过设置可操作的制度才能真正防止精英治理模式的异化

　　“是该正风肃纪了！”面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广州白云区81名干部被立案查处”一事，白云区许多干部都有这样的感叹。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工作中，立案查处的白云区领导干部上升至81名，其中村社干部43名。

　　权力与腐败，犹如月光下人与其影子，凡权力所在之处，腐败必然会形影不离。村官，负责着最基层的工作，他们其中的很多人虽然“不算官”，但他们却拥有实权成为腐败一族。位小权大缺少监督，在村干部腐败案中，乡村干部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形并不鲜见。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村社干部成违纪违法的重灾区？如何严防基层干部腐败？

　　调查显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对农民税费的减免，当下，在经济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干部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腐败则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上。据报道，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农职务犯罪11712人，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占42.4%，足见村官腐败的严重性。这些案件涉及的都是经济问题，当这些本该为农民谋福利的钱财遭遇困境时，腐败者必然采用一种做假账的行为，这样财政漏洞越来越大，如滚雪球般膨胀，导致基层账务的混乱。这样逐级递增，必然危害整个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换言之，村官虽小，权力有限，却掌管着农村政务及村民生活的大事小情，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由于目前对村官的监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督体制，同时乡镇政权的弱化也使监管失控，亦为村官腐败提供了温床。

　　人们一般认为，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精英的引领，尤其是“经济能人”的示范引导，需要能公正地化解矛盾纠纷，能协调统筹农村社会全面发展，能尊重顺应农民意愿的综合型“能人”。由于村庄已有相当的自主权，基层政权组织并不直接发号施令，因而往往通过给予某种“好处”，才能实现权力渗透。而村庄领导人也需要与政权组织的领导人建立“关系”，以获得进一步的支持。由此形成基层政权组织与村领导的利益共同体。以上因素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地方特别是基层政权组织的利益化倾向。

　　村官腐败不能容忍，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既有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村官的罪行暴露于阳光之下，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是不是也应承担失职责任？如何进一步规范村官行为，如何进一步有效防范“小村官大腐败”？现实中出现的乡村权力异化腐败现象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的理想终归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只有通过设置可操作的制度才能真正防止精英治理模式的异化。

　　那么，什么是制度化的机制呢？亨廷顿曾经把政治制度化归结为政治的“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它建立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并指导着政治行为模式，体现在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力等方面。笔者以为，制度化的逻辑首先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诸如惯例、程序、习俗、信仰、范式等在内的所有规则。然后，通过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去改变基层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从而使民主、权利统一起来，实现政治整合，形成合法性的政治认同。可以预期的是，倘若解决好了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以及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等问题，“小村官大腐败”现象必将不复存在。  ■郭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