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为女治病高温下工作38天猝死:获赔43万元(2)

　　从黄海罗来到工地的第三天起，长沙开始了漫长的高温天气。时至8月5日，在一份全国省会城市高温排行榜中，长沙以连续45天的高温天气高居榜首。这个城市已经40多天没怎么下过雨了。

　　工地上凝固着闷热的空气。如果白天不上工地，多数农民工宁愿待在装有空调的工舍里，不愿出门。工棚区不远处的垃圾堆在太阳的炙烤下，流着青黑色的污水，散发着恶臭的气味。

　　黄海罗每天差不多是宿舍里起得最早的人，洗漱、洗衣服、吃早饭，然后去工地。工友们说不出黄海罗平时爱好什么，只是说，“他喜欢干活”。

　　“很多我们不愿意干的活，他都抢着干。”他的工友觉得他是在对自己“发狠”。

　　来工地的40天里，黄海罗从来没有回过家。其实，他也很纠结。他和工友董师傅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孩子”和“挣钱”，为了挣钱却抽不出时间回家看孩子。他希望妻子来工地看他，又怕妻子来了“耽误他的工作”。

　　7月8号这天，农历六月初一，他终于忍不住，让妻子带孩子来工地。那也是肖灿第一次见到黄海罗工作的样子：从工地上回来，灰头土脸，“头发上、眼睛上、裤子上、鞋子上、安全帽上……到处都是混凝土灰，满是灰黑色”。

　　“看得我好心疼，感觉自己像个罪人一样。”肖灿发现对于丈夫的辛苦，自己见到的和以前知道的不一样。

　　黄海罗中午带妻女在工舍后面的小饭店里点了3个8块钱的菜——这也是他平时吃饭的地方。掌勺的厨师技术娴熟，偶尔也会麻利地抓住落在菜盘上的苍蝇，捏死，扔到地上。

　　他们晚上吃的是“大餐”——烧烤，肖灿现在还清晰记得，当时4个人只点了几串韭菜、4串肉串，两只热狗给孩子吃，一瓶啤酒两个人喝，还点了点儿别的，总共花了几十块。肖灿已经“心疼得要死”，更不用说晚上在一家家庭旅馆里住空调房又花了50块钱。

　　第二天一大早，黄海罗就被工友叫了去。短暂地和妻子告别，谁也想不到，这成了夫妻俩的永别。

　　一个星期后，到了黄海罗36岁的生日。肖灿想带孩子过来给他庆生。黄海罗怕把孩子热病了，没让来。而他自己，白天在烈日下切了一天的砖，晚上给楼面浇筑混凝土，这一天他挣了两个工，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他一直记着妻子和孩子的生日。平常除了假期，黄海罗基本会回家的日子就是妻子生日了。“他会(给我)买衣服，买好多菜。”肖灿说，“他对自己很小气，但是对老婆孩子很大方。”他也会给孩子买东西，买饼干吃，但没买过毛绒娃娃、电动车之类的玩具，他说，那些都是奢侈品了。

　　黄海罗有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女儿。现在6岁了，还没有3岁的妹妹个子高。肖灿带孩子来工地，董师傅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胳膊很细。”他说着，两只手比划出一个鸡蛋大小的圆圈，“像个猴子一样，不会说话，只会吱吱地叫。”

　　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病，叫做非骨骼发育异常性身材矮小，发病率极低。给孩子看病、治病，花去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其实，“家里只有钱给孩子看病，并没有钱给孩子治病。”

　　平日里，他喜欢叫女儿“爱崽崽”，也喜欢一遍遍听女儿含混不清地喊他“爱爸爸”。 “这差不多是大女儿唯一会说的话了。”肖灿说。

　　结婚6年，黄海罗一直在外打工，和妻子所有待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足一年”。事实上，他从14岁就开始去建筑工地做事了。他的家在一个叫富豪村的地方。但村子并不富裕，据村子里人介绍，村里70%以上的男人都在外面打工。

　　但是，这不妨碍村子里富有的人家已经盖起小别墅，买了小轿车。而黄海罗一家人，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栋将近20年的老房子里。

　　“每到春天，因为漏雨，房子基本不能住了。”肖灿向记者介绍，“但没办法，只能将就着。”房顶上因为漏水，留下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圆圈印记，阳台也裂开了一条缝。黄海罗一直在城里盖房子，但夫妻俩没有想过在城里买房子。

　　生日之后的十几天里，黄海罗更加拼命地干活。从他的笔记本里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一天做两三个工的日子占了多数。他生日前因为受伤休息了一天半，没人说得清，他是不是想补回那一天半的损失。

　　黄海罗受伤，是因为在纵横交错的钢架上行走时，一脚踩空，虽然及时抓住钢管没有摔下来，但是腰部两侧被擦出了多道血印。包工头带着他去医院拍片，说没什么事，便开了化瘀止血的药，又回到工地。第二天，黄海罗只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一个字：休。

　　休息的日子，其实是单调的。“工地上最大的娱乐是打扑克。”一位工友说。黄海罗偶尔也打牌，但是更喜欢站在别人后面看，看别人出错牌还禁不住喊一嗓子：“牌不是这么出的！”

　　黄海罗吸烟，也喜欢散烟。“他对别人手很松。”妻子非常了解他这一点。他也是个热心人，自己干完活会帮别人干。

　　他的工友说：“除了在吃饭、抽烟上花些钱，海罗几乎没有别的开销。”他几乎不买新衣服。在工友眼里，黄海罗给人的印象只有两种颜色：在工地上，一身泥灰的灰白色；平时里，多是蓝色——工作制服的颜色。

　　每次领到钱，黄海罗把钱都打在妻子的银行卡上——他自己没有银行卡。死后留下的钱包里，杂乱地塞着158块钱，“这差不多是他五六天的生活费”。

　　黄海罗留下的遗物，除了一个笔记本，一个旧钱包，一包没吸完的烟，一盒没用完的化瘀止血药，还有一部几乎只有电话短信功能的灰色杂牌手机。肖灿把黄海罗的洗发水、沐浴露带回了家：“我还可以接着用。”

　　得知丈夫出事的消息，肖灿“觉得脚一下子软了”。她领着孩子几经转车来到工地，路上已禁不住嚎啕大哭。

　　后面的几天里，黄海罗躺在冰柜里，肖灿和孩子守在黄海罗旁边。每到晚上，肖灿挪过来一张桌子放在冰柜一侧，她躺在桌子上，和丈夫睡在一起。

　　冰柜放在工棚区一进门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外面的二楼栏杆上挂着几个大字：安全施工，拥抱安全。直到黄海罗去世三天后，才谈妥了赔偿：43万元，一条命的价格。

　　如今，黄海罗的骨灰被葬在自家山林的一方坟墓里，用他最熟悉的混凝土修建而成。

　　工舍里，现在已经空荡荡，工友们因为屋里死了人，都搬走了。黄海罗的床下，扔着他曾用过的红花油的盒子，旁边，散落着道士做法事留下的一地鸡毛和斑驳的鸡血血迹。

　　工地停了两天的工之后，又开始加班加点地赶工期。工地上场景依旧，和黄海罗同工舍的工友已记不清他最后一天的生活。

　　27日晚，工舍有3个工人在斗地主，一直斗到两点多，黄海罗看到12点就去睡觉了，然后再也没醒来。谁也不记得他最后说了什么。

　　他们努力向记者回忆，隐约记得，黄海罗最后那个白天在工地上切砖：他俯身将40多斤重的砖块搬到切砖机上，一遍遍的弯下腰，再站起来，又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