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别用难落实质疑“重罚向未成年人售烟”立法

　　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听取《深圳市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修订草案)》的初审报告，报告建议对第三十七条“销售者责任”进行修改，销售者将烟草制品销售给未成年人的罚款金额应不低于甚至高于3万元。记者采访发现，商家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并不上心，相关人士则质疑重罚执法难以落地……(8月6日《羊城晚报》)

　　应该禁止和重罚向未成年人售烟，人们对此是没有异议的，因为这不仅是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国有很多好的法律规定，遭遇了执法落实困境，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将向未成年人售烟全部落实不低于3万元的罚款，至少在短期内，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能不能以难以落实就质疑立法的善意与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难以落实，立法的价值取向也必须旗帜鲜明。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只是法律价值的一个方面。虽然惩处违法行为，对维护社会秩序、捍卫人类正义作用重大，但这毕竟只是事后救济，作用有限。实际上，法律更大的价值在于对合理社会关系的肯定，对不合理社会关系旗帜鲜明地否定，从而向每一个人传递一种价值取向，指引人们应该如何行为，建构一种评判标准，让人们可以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提供一种救济参考，让人们可以预测守法与违法的后果。

　　我国禁烟、特别是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多年以来，效果一直不如人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国的商业文化里，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只要是公平交易，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后来，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并要求经营者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虽然现在执行落实地还不够，但至少已经从观念上建构起了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违法的社会共识。现在，深圳立法，进一步明确重罚的标准，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提醒商家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而且，在法治社会，一个人行为的基本逻辑，就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公权力的行为逻辑，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所有的执法，都必须有法可依。目前“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规定之所以执行不好，固然与部分商家守法意识薄弱、逐利冲动强大有关，但与处罚细则不够明确、处罚力度不够大也是密不可分的。深圳立法重罚向未成年人售烟行为，不仅为执法提供了明确依据，也会进一步提醒商家权衡向未成年人售烟的后果，从而选择自觉守法。

　　当然，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如果既有法律不能得到执行落实，“破窗效应”就会扩大，就有让法律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虽然重罚卖烟给未成年人的商家，能否禁绝愈来愈严重的中小学生吸烟现象，可以讨论。但是，不重罚，情况可能也不会更好，可能只会更糟。现在，深圳的重罚立法已经明确，接下来的主要是执行的问题了。要完全让重罚执法落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先“杀鸡以儆猴”，再加以舆论宣传，也是会有效果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否认重罚向未成年人售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