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孩子应成为一项社会工程

　　关于孩子，著名传媒学者尼尔·波兹曼，在他那本同样著名的《童年的消逝》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担忧：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孩子过早成人化越来越成为现实。然而，揆诸现实，“成人性秘密和暴力问题”已不再仅是无界限地展现于儿童面前，而是屡屡成为对儿童残忍的伤害。仅以近几日的新闻为例：

　　除了林州民警摔婴儿一事，昨日同时出现在新闻纸上的孩子之殇就有：海南万宁遭校长性侵女生升初中仍无着落；男子拐走3岁女童，嫌孩子哭闹将其捂死；江苏泗阳一名年仅15岁的高中女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当地一名官员强奸；河南安阳公交抢劫杀人案车中，3名死者均为未成年人。

　　这样的事件中，加害者一般都很清晰，责任和事件性质也容易划定。之于作恶者的舆论声讨与法律惩罚，似乎也并不难实现。但当孩子屡屡受伤害，现实和理性在告诉人们，整个社会都负有救赎之责。如果说孩子被伤害，引发全民声讨，是社会呵护孩子的一种直接体现，那么确保让更多的孩子免于伤害，让孩子在受伤害后，能够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则考验的是一个社会对孩子关爱的执行力与行动力。

　　儿童受伤害后，悲伤的人们很容易呼唤要制度化保护孩子。事实上，制度化保护的意义，不限于能够为孩子提供权利后盾，更在于它能够起到引导社会行为和观念的作用。不难理解，当制度和法律在孩子保护上能够处处体现出刻意安排，也自然能激发人们对于儿童的恻隐之心……保护孩子就是保存社会良善和美好的一部分。难以想象，在一个孩子活在伤害阴影中的社会，他们成长后，能够贡献出多少正面的价值。

　　谴责与惩罚施加在儿童身上的个体之恶，当是无条件的。但明确儿童受伤背后的社会背景，远比单纯谴责个体之恶要重要得多。儿童保护只能体现于实实在在的社会改造行动，它是一项社会工程，从制度构建到社会公义的培育与转变，都不能被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