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僭越道德或陷“空有条文没有实效”状态

　　赵树坤在《法制日报》撰文指出，“泛立法主义”，是指对社会各种问题的求解都愿意诉诸于立法。它表面看似乎是重视立法和法律，实质上却对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有所弊害。

　　首先，“泛立法主义”对法律缺乏审慎对待、科学钻研的态度。法律条文生成容易，但是若要纸上的法真正有力量，立法必须有雄厚的道德基础支撑，必须立足于“以社会为基础”。只有在社会秩序发展进程中，社会对某一事项提出“应当规制”的需求，且需要国家强制力介入时，纳入立法考量才可能是恰当的。相应的，该法律文本也才会有坚实的实施基础。故有人说“法之理在法外”。而“泛立法主义”追求“有大量的法律法规出台”，却不看重研判法律发展规律。没有审慎发现的“理”所支撑的立法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其次，“泛立法主义”事事动辄求助立法，不注意界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功能差异，容易使法律超出自身能力范围。法律并非万能，在诸多方面，并非社会提出了“应当”的要求，有了“理”的支持，法律就应该照单全收，一并纳入调整范围。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一旦法律僭越道德、习俗等领域，替代其对社会进行规范，就可能陷入“空有条文没有实效”的状态。

　　最后，“泛立法主义”因为缺少审慎和节制，常将立法看成一锤子买卖，只要其摇旗呐喊的法律出台了，目标即宣告实现。“泛立法主义”事事呼吁立法，却既不关注对立法前的既有法律文本材料下苦功夫进行细致分析，以避免重复立法、草率立法；也不注重在立法出台后及时跟进，客观全面地进行立法后评估分析。因此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法律出台后“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