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拦截调解”倒逼司法改革

　　媒体“倒逼”事件鞭策法院寻找自身不足，认清司法“软肋”，努力打好司法为民的坚实基础。全社会也应探索独立、公开的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建设，以填补司法调解之外的空缺。

　　今年6月18日，宁波奉化某小区内发生一幕悲剧，林女士驾车倒入车库时，不慎将站于车外的丈夫发生碰撞及挤夹，造成两人双双死亡。事故后，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以免责条款为由拒赔。9月6日，死者的父母和两个女儿将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奉化法院，索赔111万元。

　　但立案后第五天，浙江电视台的某民生栏目剧组联系法院，表示要插手此案，来做调解。按理说，案件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媒体不该介入。但面对媒体的干涉，甚至拦截，法院却无能为力，以什么法定理由阻止双方的庭外和解？

　　9月13日，该栏目以保险公司赔偿原告90万元的方案顺利调解此案。近日原告向奉化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

　　案结事了，本应皆大欢喜。但这个结果却暴露出法院的尴尬：此案如果交由法院审理或者调解，要在三天内解决，并有这样一个满意的结果，难度较大。为何竟然有这样一股力量能走在司法之前？对比电视台和法院，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其一是公开。浙江电视台该栏目，在黄金时段有着约5%的收视率，为群众喜闻乐见。此次调解，更是六集连播，而法院，尽管在尝试着诸如裁判文书上网、庭审实时直播、举行公众开放日等司法公开的创新手段，可相对于电视台，法院的公开形式和力度还达不到。

　　其二是公信。公信基于公开之上，正因为公开，让原被告相信电视台或主持人做不了手脚，无法暗箱操作。该栏目近年来调解纠纷无数，效果良好，栏目品牌也脍炙人口，调解员有着娴熟的调解技巧，具备很高的亲和力和公信力。而法院，近年来公信力却面临挑战，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下意识地认为对方动用了“关系”，自己吃了闷亏。对比电视台栏目组的金字招牌，法院的调解似乎知名度没有这么高。

　　其三是公正。国人讲“情理法”，情理在前，法居末尾，这一方面或许归结于重人情轻法治的传统习惯，但另一方面也折现出法与情理冲突的事实。就该案而言，奉化法院法官表示，此案如何判决存在很大争议，一般出于人道考虑，法院会做保险公司工作争取调解。但法官也认为，即使由法院调解，如能谈下90万的赔偿金额，已是非常不易。电视台的这个调解结果，也许从法律上来说未必是最公正的，但从补偿弱者、宽慰生者的角度来说，它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在这样的对比下，法院似乎处处受限。当然，电视台绝不可能取代法院，一方面，无论调解有无结果，电视台都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清醒地认识到电视台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栏目组可以选择性“收案”，挑选有把握的案子，并有着相对充足的人力精力，可以“以多对一”，而法院却不能挑案子立案，更深陷于案多人少的矛盾中，只能“以一对多”。但这样的媒体“倒逼”事件却鞭策法院寻找自身不足，认清司法“软肋”，努力打好司法为民的坚实基础。全社会也应探索独立、公开的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建设，以填补司法调解之外的空缺。(李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