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叔”式腐败如何追责：半拉子反腐损害公信力

　　置身市场经济大潮之中，腐败分子把非法收入投进市场，以钱生钱、以利滚利，是否可以将赃款“洗白”？孳息是否“合法”？腐败分子如被“漏罪”，监督机制如何纠正？

　　2012年底，广州市城管局综合执法局番禺区分局原政委蔡彬，被网络举报其个人及家属名下拥有房产21套，引爆了“房叔”案。此后，广州市、区两级纪委迅速介入，宣布蔡彬及其家人拥有多套房产的情况基本属实，但在“领导干部个人情况申报”中只申报了一套。蔡彬因此成为违反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被免职的“第一人”，后被移送司法。

　　今年9月12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蔡彬因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75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

　　然而令公众惊讶的是，庭审中，关于蔡彬的“非法收入”仅提到分红形式的房产价值126万元，其余房产的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并未涉及，公众大呼“如鲠在喉”。

　　在媒体连续追踪下，检察机关陆续披露了蔡家的房产状况、购房款和司法依据：认定蔡家拥有20套房产，其中蔡彬和妻子名下有17套，其儿子名下3套；蔡家房产购买价900万元；其中2套房产被认定为受贿，其余房产因“购房款来源无法认定，证据链不完整，按疑罪从无原则，暂认定为合法财产”。

　　这引发公众质疑：斥资900万元购房，期间还能供儿子到澳大利亚上大学，案发后又能迅速退回275万元赃款。一对公务员夫妻，哪来那么多钱？

　　专家及法律界人士认为，我国刑法针对国家工作人员设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蔡彬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应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补充起诉；“疑罪从无”原则不能适用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蔡彬案还牵出了更深远的问题：置身市场经济大潮之中，腐败分子把非法收入投进市场，以钱生钱、以利滚利，是否可以将赃款“洗白”？孳息是否“合法”？腐败分子如被“漏罪”，监督机制如何纠正？

　　“疑罪从无”原则是否适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辗转调查获知，蔡彬案侦查卷宗中附有其与妻子名下20套房产的情况，均有购房发票。其中的17套房产，除一套蔡彬自述为宅基地住宅外，其余房产有1套房改房、4个车位、5套商铺、1套别墅、2处厂房、3套商住房。仅房改房登记在蔡彬名下，其余房产都在蔡彬妻子时丽英名下。

　　17套房产购买时间为1998年到2009年，购买价格最贵的一处是厂房，面积为3405.3平方米，购买价248万多元。其余多数商铺、厂房购买价均在30多万元到60多万元之间。

　　根据检察机关近日披露的情况，蔡彬和妻子的合法收入有400万元，房产购买价值900万元，资金来源包括合法收入、物业租金、非法所得、违规经商所得。由于大部分房产购买于1998年到2004年，当时没有对资金流转的实时监控，因此无法提取证据，按照“疑罪从无”原则，暂定为“合法财产”。

　　然而，多位刑法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对于“无法提取证据”的说法，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松林认为，刑法中规定，对财产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检察机关可责令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要以非法所得论处。换言之，需要“举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蔡彬，而不是检察机关。

　　根据1999年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如果蔡彬无法说明购房资金来源合法，就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补充起诉。违规经商不属于合法收入，如果涉及利用职权、在分管领域违规经商，还应追诉其滥用职权罪。

　　据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期间，蔡彬之子在澳大利亚读完大学；案发后，蔡家又迅速退回275万元赃款。那么按此估算，蔡家即使不吃不喝，其收入与购房、留学、退赃等三项支出之间，仍有800万元左右的差额。且如果房产是按揭购买，加上利息，支出还会更高。

　　徐松林教授认为，官员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应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起诉。而“疑罪从无”原则不能适用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违法获利岂可洗白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官员“市场意识”的增强，不少“聪明”贪官贪污受贿、违法违规经商后不再把现金藏匿家中，而是越来越多地进行投资运作，像生意人一样“钱生钱、利滚利”，一方面可以牟取更多财富，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把赃款“洗白”的目的。

　　今年7月，东莞市中堂镇国税分局局长罗绍强，被曝坐拥130多家商铺而被称为“铺叔”。举报人称，罗绍强以亲戚名义出资7000万元，成为东莞祥鸿国际农批城的“隐形股东”。目前，罗绍强已被纪委停职、接受调查。

　　2012年，顺德区公安局副局长周锡开被网曝拥有亿元物业。佛山市顺德区纪委公布调查结果，周锡开与妻子拥有两处房产情况基本属实，其中一处价值837万元。但在房产近千万、妻子移民菲律宾的事实面前，纪委仍然认定“未发现周锡开有违纪行为以及有资金来源不明和任何经济问题”。

　　2011年，广东省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9年，并处没收财产800万元。善于“资本运作”的他，把违法所得用来放高利贷，购置房产，投资外汇、股票、基金等，迅速聚集了大量财富。

　　广东省中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原市长李启红及其家人，通过内幕交易炒股获利近2000万元。李启红2011年被法院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但其投资股市的“原始资本”从何而来，判决书未予明确。

　　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蔡彬作为公安局、城管执法局主要领导干部，公然违法经商，但无论是当地纪委还是司法机关均未见处分，其获利还被“暂时认定合法”。

　　对于这样的结果，有检察人员私下这样比喻：一杯脏水倒进一杯清水里，搅在一起。那么，这杯混合水，究竟应该认定为脏水还是清水？

　　有公众质疑，贪官用贪污受贿、违法经商攫取“第一桶金”，然后拿去买房、炒股、投资，不应这样任其利滚利、钱生钱。党政领导干部违法经商获利，岂能任其“洗白”？

　　“半拉子反腐”损害公信力

　　蔡彬曾任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市)区分局副局长，案发前，任广州市城管局综合执法局番禺区分局局长、政委，是一名正处级干部。其妻子时丽英曾任番禺区工商联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现已退休。检察机关认定其夫妻俩“合法收入”为400万元。但这一收入的合法性，并未拿上法庭质证。法庭、公众难以知晓这样“认定”的依据是什么，结论是不是经得起推敲。

　　一位律师对本刊记者表示，蔡彬与妻子合计逾千万的财产，明显高出公务员的正常工资水平。就算这些钱是亲戚送的、借的，是买六合彩中奖的、赌博赢的，也要向法庭作出说明，接受调查质证。否则，公众就有理由怀疑有“漏罪”、怀疑是“选择性执法”。这对于“反腐公信力”，是十分严重的伤害。

　　广州市一名政协委员说：“官员的个人私生活隐私需要尊重。但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是公权力，不能以‘疑罪从无’、保护隐私等作为借口遮遮掩掩。摆在大街上的可疑财产都不向公众交代清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监督权，从何谈起？”

　　受访专家告诉记者，“房叔”案一审判决生效后，因漏罪而补充起诉有两个途径：一是公民举报，二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问题。

　　但购房发票等核心证据都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上不作公布，内部是否启动补充起诉，程序又完全封闭，普通百姓如何监督？

　　法律专家表示，“房叔”案不仅折射出当前腐败问题的隐蔽性，更反映出现有法律框架下侦办贪腐案件的一些现实困境。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官员拥有多个户口甚至多个国籍、多处房产及投资而难查明，原因是纪检监察、公安、房管、银行等部门未形成统一的核查系统，官员的核心数据信息碎片化。掌握官员核心数据信息的部门不承担反腐职能，反腐部门却不掌握信息。要加强反腐部门的侦查力度，应在国内推行金融实名制，对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查。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认为，反腐部门的有关信息，不能对上不对下，对内不对外，腐败案件查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甚至在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公共事件上也不给公众一个明白交代，这将会影响公众的反腐信心。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毛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