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乡政府偷卖服刑犯房产否定法律对私产确认

　　23年前，陕西宝鸡的贾新德因抢劫被判无期，后经减刑于今年获释。45岁的他回家后却发现，自家老房子不见了。政府工作人员说，房子成危房，1993年乡政府将房子以900元卖给了邻居。

　　“我想回家，但房子没了”，贾新德的这句独白，无比真实而显尽悲怆。当然，我们大可将这起丑闻，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毕竟，此事早在1993年便已发生。但时间的流逝，绝不应成为回避反思的借口。且时至今日，“公权对私产的冒犯”，依旧在现实中不时上演，只是变换形式而已。从此角度看，关注贾新德俨然超越了个体救济的意义，而是重申公权与私域边界的又一契机。

　　若无明确的物权保护，则民众的稳定预期、社会的运作秩序，便无从谈起。乡政府偷卖贾新德房产的行为，无疑是一个极恶的范例。它以赤裸裸的行政介入，直接否定了法律对私产的确认。

　　在贾新德事件中，因为房屋权利人暂时“消失”，当地政府就急不可耐地接管、变卖，未免给人以一种觊觎已久的观感。由此也可看出，在治理架构相对粗糙的乡镇一级，行政意志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乃至时常越过既有的法律制约，制造种种荒诞离奇的举动。

　　乡政府偷卖私宅，一方面说明某些公权机构的逐利意识，过于旺盛、毫不讲究；另一方面，也应验了另一个现实：民众捍卫私产，很多时候要取决于现时的力量对比和博弈结果，而不能彻底寄希望于法律的庇佑。家里无人的贾宅，悄无声息地就被乡里卖掉——这当真是最势利最原始的逻辑。

　　反观贾新德事件，最遗憾之处莫过于，在一些地方，公权力仍未形成“遵守既定规则”的传统，而还是处于一种闻利而来、伺机而动的蛮荒秩序中。如何让法律落地生根，从而抑制原始的牟利冲动，仍然是现代社会必须直面的命题。(蒋璟璟)

　　华西都市报评论员